日本新天皇即位 未来一个月还有各种仪式

或许不少读者都知道，日本新天皇德仁将于今日(10月22日)举行“即位之礼”(日语：即位の礼)。最近几天，日本皇室又成为热点话题。

许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唉?不是5月份即位的仪式已经办过了吗，怎么现在又要搞一次即位礼了?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官博也曾经发布了如下一条微博。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在现行日本的法令规定上，“即位之礼”是新天皇即位之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国事行为的总称，包括今年5月1日的剑玺等承继之仪、即位后朝见之仪在内的一个很大的概念，并不是10月22日才开始的。换言之，新天皇即位的各种仪式，其实从5月到现在都在断断续续地举行。

而大使馆所说的10月22日到31日举行的，则是指即将举行的“即位礼正殿之仪”和“饗宴之仪”。这两大仪式可说是类似欧洲君主国的加冕典礼，是向世界各国昭告新天皇即位以及宴请国内外宾客的国家仪式，这只是新天皇即位后举行的诸多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已。

国事行为vs皇室行事

在这里，笔者首先简单解释一下上面提及的“国事行为”这个概念。

平成和令和的两次新皇即位仪式，都是分成国事行为和皇室行事两部分的。国事行为部分统称为“即位之礼”，直接由国费出资举行。而皇室行事的部分则是一系列由皇室自身为主体举行的一系列带有宗教色彩的仪式，其中以大尝祭为其核心。在二战之前的法律概念上，“即位之礼”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指现在的狭义上的即位礼正殿之仪。而在战后的法律体系上“即位之礼”则成为了一个区别于大尝祭等“皇室行事”的广义的概念。

大尝祭是一个从古代延续至今(虽然中间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是一千多年以来每当新皇即位后都要举行的一代一度的祭祀仪式。其宗教意义上的内涵虽然多有争议，但按照日本政府的官方解释，如今的大尝祭是一个代表新皇向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祇祈求国家安宁和五谷丰登的祭祀仪式。今年的令和大尝祭将在11月的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举行。

大尝祭是一个由天皇家为主体举行的，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由于日本国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原则)的规定，加上第3条对于天皇“国事行为”的定义(天皇的国事行为必须接受内阁的助言和承认，由内阁对其负责)，日本政府认为无法将以大尝祭为首的即位相关的祭祀仪式划入“国事行为”的范畴。只能以皇室传统仪式的名义来举办这一系列的仪式。

然而关于大尝祭举行所需要的经费问题，内阁却坚持认为大尝祭作为宪法所规定的皇位世袭的过程中的重要仪式，强调其宪法意义上“公”的一面，认为其并非完全是天皇家的“私”仪，所以主张用“宫廷费”，也就是宫内厅所管理的政府预算来支付大尝祭所需的费用。加之大尝祭时也有部分公职人员参列仪式，这便引发了朝野之中关于大尝祭现今的举办方式是否违宪的争议。

德仁天皇的弟弟，皇位继承顺位第一位的秋篠宮文仁亲王也曾经表示为了避免争议希望以“内廷费”，也就是天皇、皇后、上皇、上皇后、爱子内亲王等内廷皇族日常花销的经费来举办大尝祭。

其实如今的日本皇室不像战前拥有庞大的皇室财产，战后所有的皇室财产都被收归了国有之后，在《皇室经济法》的规定上，无论“宫廷费”还是“内廷费”，其实都是出自国家预算的，本质上差异并不大。只不过如果非要从内廷费来支出大尝祭的费用的话，举办大尝祭那一年内廷皇族们可能多少要省着点花钱就是了。

未来一个月的各种仪式

接下来笔者主要着眼于今年德仁天皇即位后一系列仪式举行时最主要的参照先例，也就是如今的上皇明仁举行的平成即位礼的情况，从制度制定的角度来简略介绍一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当中从10月22日即位礼正殿之仪到11月大尝祭为止所预定举行的各种仪式的简单情况。

正如前文所说，德仁天皇5月即位以来，其实一直在举行各种即位相关的仪式。今年内到底要举行多少和即位相关的仪式活动呢?笔者在这里将平成和令和两代天皇即位时所举行的主要的仪式简单列了下面一张表格。

表格中笔者用红色标注的五项便是以“国事行为”的名义所举行的“即位之礼”的组成仪式。而其余则都是有宗教含义的“皇室行事”。

看着这张表，大概大家首先会对即位仪式的复杂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此复杂繁多的仪式到底是依照什么准则、制度来举行的呢?

其实在110年前的明治末，日本曾经制定了一部名为《登极令》的皇室令。在明治皇室典范体系下一系列皇室令，规范了过去皇室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的制度规则。这部《登极令》由18条正文以及数百条附式组成，规定了新皇即位后各种仪式的种种细节。大正元年-4年和昭和元年-3年举行的大正、昭和即位仪式便是完全遵照这部法令举行的。

然而所有皇室令在二战结束后，随着新皇室典范的制定被全部废除。日本皇室的各种制度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可依”的时代。那么平成时代的即位仪式要如何举行，可谓是让当时的政府人士和相关顾问学者伤透了脑筋。

因为战后日本宪法的存在，天皇的地位和权能较战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加上政教分离的原则的存在，照搬战前的制度自然会在宪法层面发生许多问题。加之1989-90年和上一次举行即位仪式的1920年代的昭和初相比，世界和日本社会的环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仪式相关的制度自然也要做出许多适应新时代的改变。

可以说平成时代的即位仪式，是一个在继承70年前的仪式的形式和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战后日本宪法的精神和新时代特征的创新产物，它确立了战后象征天皇制下即位仪式的制度基础。说如今的令和即位仪式是照搬30年前的平成先例也是不过分的。

平成、令和即位仪式的“继承”与“创新”

这里笔者就着眼于平成时代的即位仪式的“继承”与“创新”，来追溯一下令和即位仪式的一些制度源头。

刚刚提到大正、昭和的即位仪式分别于大正元-4年，昭和元-3年举行。或许有的读者吃了一惊，即位的各种仪式竟然要举行这么久吗?看一下刚才的表格，从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起所开始的平成即位仪式，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12月初，前后近两年。而本次令和时代，从2019年5月1日，也就是令和时代的第一天起，却需要2019年12月初为止的半年之内结束所有的仪式。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稍微观察一下便可以发现，表中的各种仪式其实主要是分两批进行的。一部分是必须在践祚(也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即位)之后立即举行的以剑玺承继为首的第一批仪式。而另一批则是依照战前《登极令》第4条的规定，必须在秋冬之际前后举行的，以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为核心的第二批仪式。

为何必须在秋冬季节举行呢?这其实是由于在大尝祭的祭祀活动中，必须使用事先选定的斋田中秋季收货的新谷。而《登极令》的第18条中又规定，天皇服丧中，不能举行即位礼(也就是如今的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根据和《登极令》同时制定的另一部叫做《皇室服丧令》的规定，天皇及皇太后去世，新皇需要服丧一年。这就意味着，因前任去世而践祚的天皇一年之内是不能举行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的。

昭和天皇于1989年1月7日去世，那么平成的第二批仪式必须在服丧后的1990年的秋天才能举行，因此前后需要耗费两年。而大正天皇去世于1926年12月25日，昭和元年其实只有一周的时间，需要服丧到昭和2年(1927)12月25日的昭和天皇，自然只能于昭和3年再举行仪式了。而大正天皇则更惨，明治天皇去世后不久，其皇后、也就是昭宪皇太后也去世了，所以大正天皇前后服丧了两年，导致其即位礼被延期了更久。而现如今由于是天皇主动退位导致皇位交替，不存在需要服丧的问题，所以可以让今年的各种即位仪式可以在半年之内全部完成。

上文提到，平成的即位仪式，是战后新宪法和皇室典范下的“继承”和“创新”。其中“创新”的部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举行地点的问题。

或许很多读者也知道，战前的近代日本，即使天皇早已搬来东京居住，但一代一度的即位大礼和大尝祭，却是按照明治皇室典范第11条的规定，必须在京都举行的。于是大正昭和两代即位礼之时，天皇和各国来宾、政府要人便浩浩荡荡地前往京都举行仪式，甚至还会动用名为“贤所乘御车”的专门列车来运输奉安在皇居贤所内的三大神器之一的八咫镜的形代往返京都。

战前在大正和昭和即位礼中曾四次使用的贤所乘御车

平成即位仪式当时，民间呼吁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应该尊重传统前往京都举行的呼声仍然非常高。那么为什么平成时代开始，即位礼正殿之仪和大尝祭不再前往京都举行了呢?

有的人认为可能是战后一些皇室战前的传统被慢慢地放弃了。其实看一看当时仪式组织的当事人的一些记录，会发现其实原因并没有多么复杂。其最大的原因在于，相当于欧洲的加冕礼的即位礼正殿之仪举行时，需要在招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宾客。而相对1920年代，全世界“国家”的数量到1990年时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平成即位礼当时，日本便接待了超过160个国家地区的元首政要。日本政府怀疑现代的京都能否有短时间内接待如此大量的外国政要的能力。

加之战前的即位大礼是举全国之力兴办，对当时的政府而言，即位礼是第一位的，哪怕因政府上层大批离开东京参加即位礼而导致政府中枢的国家事务停摆几天，在战前也是没有太多人敢公开反对的。而如今因为政府要员要去京都参列即位礼而耽误政府事务运作，在新宪法的体系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意可能都难以接受。

既然决定了仪式放在东京举行，那么必须要在东京择地建设举行大尝祭的大尝宫。平成时代在这一点上继承了以往的传统，决定在皇宫之内建设大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