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的平衡点在哪里

“产教融合”被寄予空前的厚望，但它能够成功化解各类挑战达到预期效果吗

“产教融合”作为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高端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双一流”大学建设，以及新工科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挑战的有效举措，被寄予空前的厚望：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明确“产教融合”是推动“双一流”建设的有效举措；

2016年3月，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由此观之，“产教融合”远超出人才培养的范畴，被视为以人才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稳定器”、人才红利的“催化器”；从长远来看，“产教融合”将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打造新型的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使高校与产业界围绕产业与技术变革中的核心要素，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系统和产业体系之间的互动演进关系，推动国家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高端智能制造技术变革。

但是，“产教融合”能够成功化解各类挑战达到预期效果吗？就理论层面而言，大学与企业是异质的两类社会组织，其各自的本质属性、履行的社会职能、机制设计与运行模式、组织结构等方面迥异，融合难度极大；在实践操作层面，高等学校与企业具体在哪些维度上可以融合？如何融合？需要设计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才能有效推动高等学校与企业界主动破除壁垒，跨越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融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变革哪些规章制度？这些问题成为“产教融合”成功的理论基石，需要在理论上深入再思考并厘定清晰，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则需要破局，化解困境。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操作上，“产教融合”均面临一系列亟待厘定清楚的困境

一是在理论层面，“产教融合”的内在机理仍未被破解，导致在操作层面上缺乏理论支撑与指导，难以设计出“产教融合”的相关机制，再叠加上外部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教融合”即使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远谈不上“融合”。

二是高校与企业界深度“融合”的内驱力不足，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推动，高校与企业界双方主动融合的自觉度与国家对“产教融合”的期许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学校与产业界的鸿沟难以实现实质性的跨越。整体而言，目前“产教融合”主要限于企业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一些专题讲座、提供实践基地等浅层次的合作以及部分科技型企业向高校发布的一些产学协同育人项目，而且是局部的单维度合作，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推动高校与产业界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三是高等学校与产业界对各自角色与定位均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作为两个特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系统，双方在惯性思维框架内，难以实现深度融合。高校作为知识组织，遵循学科逻辑组织知识活动，培养各类人才，展开学术研究，理论知识传授与增扩是其传统的主要职能，让高校转变理念，以真实需求为导向，聚焦于市场、产业需求、创新创业、科技成果转化等现实问题，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这意味着高校必须从整体上进行系统性变革。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界的人才需求与科技成果研究传统上仰赖高校以及科研机构供给，本身没有承担这类职能的自觉，在“产教融合”中，要求其作为组织主体，突破瓶颈，履行人才培养、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职能，同样意味着企业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与使命。

四是“产教融合”主体对各自定位与行动路线不清晰。不同高校因为优势与定位不同，以及不同企业发展的需求不同，产教融合的行动路线与行动方略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照搬某些固定的模式或方略。

破局——政府、高校、产业组织形成合力，将完全异质的两类社会组织整合成“产教”共同体联盟

“产教融合”破局的路径就是政府、高校、产业组织形成合力，探究“产”与“教”之间的逻辑平衡点，指向双方共同的诉求，构建双向赋能的互动演进机制，将完全异质的两类社会组织整合成“产教”共同体联盟，成功化解面临的一系列困境。

对政府而言，在“产教融合”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规则制定者、统筹者、项目资助者、指导者、激励者、推动者的角色。在制度设计层面，如何激励高校变革，使之真正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创新驱动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如何激励企业界作为“产教融合”主体，主动作为，以产业技术变革为契机，主动与高校深度融合，这是“产教融合”面临的机制设计难题，因此，政府需要加快出台“产教融合”的系列规章制度，尤其是出台“产教融合”各方利益分配与保障制度，作为推动“产教融合”的有效激励机制；定期发布各类产业技术发展指南，指引“产教融合”发展方向；运用财政资助方式，对原创基础研究、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共性技术以及一些全局性的社会系统性问题立项，推动高校与产业界基于项目而主动“融合”，进而形成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互为的“产教融合”共同创新联盟。在操作层面，政府发挥统筹与协调职能，指导构建政府、高校、产业界三方协同育人的各类跨校企培训中心，使之成为“产教融合”的组织载体，推动高校的理论学习与企业的技能训练真正一体化，实现高校界与产业界协同育人层面的融合。

对产业界而言，需要重新定义自身发展路径以及社会责任，重新思考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关系，明确与高校携手合作，才能快速增强应对产业技术变革的核心竞争力；尊重高校的学术理念，为高校提供资金、设备、实践基地，共建跨校企培训中心；提出共性技术问题与高校携手合作共同研发，推动高校技术成果商业化与市场化，从中提升自身应对产业变革的能力。

对高等学校而言，在信息技术推动整个社会发生系统性变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产教融合”是集成创新、系统性创新，是从整体上实现“产教融合”，不仅仅是叠加创新，因此，高等学校需要从各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变革；其次，高等学校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职能与使命，在承载传统职能的基础上，需要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的职能与使命，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使学术型企业家精神成为大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实现此目标，高校需集合尖端学科，集中优势资源，与产业界携手，研究国家与所在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技术问题，致力于将高校打造为高新科技的研发中心，为高新科技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系统性变革——破解工程教育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的现实问题

高等学校要做的系统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在运行机制与工程教育组织结构设计层面。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产教融合”，需跨领域跨学科组建基于学术界与产业界专家的各类“工程教育联合体”，并据此设计其运行机制与组织结构，作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与组织载体，这类工程教育联合体可以是各类跨校企人才培训中心、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实体组织，也可以是基于项目需求导向的虚拟的工程教育联合体组织。

二是在“产教融合”模式选择层面。高等学校的优势与类属定位不同，“产教融合”的路径选择也不同，对职业技术类高校而言，学徒制“二元制教育体系”模式更为契合；对研究型大学而言，更适宜采用学术型“二元制教育体系”；在“产教融合”具体形式选择上，可以采取多层次多目标导向的“产教融合”形式，包括人才培养导向、技术成果转化导向、基于项目的共同合作研究导向等多种形式。

三是在新型师资队伍建设层面。教师是“产教融合”的承担者、实践者，应建立产业界与学术界交互任职的互派兼容机制，建立双重交互联盟模式。现在“产教融合”偏重企业技术专家参与高等学校教学与研究，但是高校教师从制度设计层面，常态化参与企业活动的深度与广度严重不足，应建立常态化的兼容机制，激励企业技术专家与高校教师常态化深度融合。

四是在课程体系设计层面。“产教融合”驱动下的新课程体系，要求偏重产业技术需求导向，这不同于偏重理论知识的学科体系，因此，新课程体系需学科体系导向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导向双向驱动融合，据此重构跨学科课程体系。

五是在创新创业教育层面：一是组建“经济-科学研究联盟”，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系统，以科技金融来驱动科技研发，激励科技成果转化；二是组建各类专题式创新创业训练营，通过训练营这种研学活动方式，将未来工程师具备的能力进行叠加与深度融合，并从中发现创新创业型种子选手与项目予以资助。

六是在教学法层面。“产教融合”更适宜采用基于“真枪实弹”项目的学习，做中学、面向实用的实验，这类教学法主要是：移动混合式学习、解决工程实践问题探究式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学生创业团队式学习、工作坊训练等。

值得注意的是，“产教融合”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当前工程教育滞后于产业技术变革的现实问题，期望产业界与高等工程教育系统深度融合，有效整合工程学校的学术训练优势与企业的直接职业培训优势，合力培养出像德国那样以其科学与数学知识基础扎实以及技术技能精湛而扬名天下的工程毕业生，并能快速适应产业界的要求，以此形成独步全球的工程教育模式。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产教”深度融合，整个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将得到进一步推动。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应聚焦于如何为新产业变革提供支撑与引领，并深入再思考，构建新型的“产教融合”互动演进机制，推动“产教”协同创新，实现国家科技自主创新与产业强国的发展战略。

（作者：谢笑珍，系华南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