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快讯!让“教科书式老赖”成为警醒老赖的“反面教材”｜九派时评

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赵勇是河北唐山“教科书式老赖”事件的当事人。2015年10月，他的父亲被黄淑芬驾驶的小轿车撞倒，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法院判决黄应赔偿金额为86万元。现在车祸事故已经过去七年，赔偿判决下达也已五年，黄仍未履约，赵勇仍在坚持追索赔偿。

2017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判决书载明，扣除已给付款项，黄淑芬应再赔偿约86万元。/图源:上游新闻

(资料图)

黄淑芬已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但刑事处罚不能“折抵”民事赔偿，“法院判几年，这点钱我也不用还了”等奇葩言论，凸显了法盲的无知。黄淑芬到底有没有赔偿能力，判决5年何以迟迟无法执行？倘若黄淑芬有能力赔偿却拒不执行，事实上已经涉嫌犯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是刑事犯罪行为，不能任由老赖抗拒执行，真的搞出所谓“教科书式”。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院生效判决中当事人胜诉权的实现重在执行，执行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上的终极屏障。执行难就意味着公平正义的实现难，再公正的司法裁判，如果得不到严格执行，就会沦为一张废纸，损害司法公信。黄淑芬扮演的“教科书式老赖”，无疑是司法实践中执行难这个老大难问题的缩影。

因为职业的关系，笔者有机会去过很多基层法院的执行局。堆放在各个角落里成堆的案卷，让人印象深刻。每一本卷宗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胜诉当事人，在苦苦地等待和期盼。具体到黄淑芬这样的个案，肯定有其自身特殊性，也许无需过度解读，但又确是执行难的典型例证。

梳理执行难缘由，原因各种各样，但绝不会仅仅因为被执行人太彪悍、太狡猾。早在2014年，最高法就建立了“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与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建设信息共享机制。可以依法查询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

这几年，最高法又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和机构合作，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制，联合构建信用惩戒网络，形成多部门、多行业、多手段共同发力的信用惩戒体系，致力于让诚信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硬通货，成为和黄金一样珍贵的东西。不少失信被执行人，在信用惩戒压力下自动履行了义务。

但是，无论网络查控系统多么强大，无论失信惩戒机制多么有力，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上。从全国第一批法院队伍教育整顿情况看，执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占比较高，执行领域仍是廉政风险高发地。有的司法人员过度采取执行措施，有的则选择性执行甚至乱执行。

所谓“教科书式老赖”，其实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或者说，根本没什么“教科书式老赖”，有的只是执行不力的执行难。有的案子，从分配到某个具体的执行人员开始，当事人就必须不断以各种方式联系，否则对方很可能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到期了之后在电脑系统里点击一下“终结本次执行”。

执行难长期困扰司法，严重损害了司法执行力，破解执行难不仅有助于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社会信誉体系，更是增强司法公信，建立法治信仰的关键。要用法律的刚性约束和严格的执行落实，让所谓“教科书式老赖”成为警醒老赖的“反面教材”。

【来源：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