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隆猴的成功谈中国创新

克隆猴诞生的消息让媒体蜂拥而上，可爱的“中中”“华华”萌态不断刷屏，让2018年新春多了一道创新大礼。

这一成果所体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活动正在不断深入，尽管仍然缺乏具有领军性质的原始创新，通俗地讲就是具有潜力问鼎诺奖的成果，但结合不断取得的成绩，我们可能也要转变一下——对科学本身而言，问鼎诺奖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标吗?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来探讨工业界的创新路径。今日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了高技术产品的最大生产国，电信设备等领域在国际上已一言九鼎，但很多创新政策学者仍然认为我们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界创新与“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背后的逻辑可能一致，中国社会对两者的影响因素也高度相似。

丰收克隆猴

克隆猴这一重大成功得益于中国在科研方面的优势，那就是跟踪、模仿和利用后发优势以及技术优势实现超越。克隆技术发展了20年，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一直进展不顺利。中国科学家通过持续努力和技术攻关突破了细胞遗传物质植入、分离、被植入的卵细胞的遗传机制启动等重大难题，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突破。但还不能像率先提出克隆理论或者将皮肤细胞分离为多能干细胞那样被称为划时代的科学成果，因为其中没有体现出足够的原创思想。

但这一成果仍然让人非常兴奋。这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的团队负责人孙强博士没有海外留学或博士后经历，甚至本科和硕士都不是985高校，本科更是地方院校。此外，论文的主要工作由博士后刘真为主的团队实施。刘真跟随导师开展体细胞克隆猴项目，放弃了去美国顶尖研究所的机会。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说明，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技术手段，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已经深入到很多努力、执着和刻苦的科研人员了。这才是一个更加值得祝贺的进步。

后发优势与大国路径

“中中”“华华”成功克隆的背后有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体制特点决定的资金投入优势。按照介绍，克隆猴项目研究持续了5年甚至更长，投入一定不少。

这与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基金使用经历形成一个鲜明对照。君不见，科学界坊间对基金使用抱怨很多，基金尤其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的大课题，从开题到申报截止时间短暂，基金的执行期也非常僵硬，课题费到账慢，到了之后又有很多报销限制。

诸如此类各种困难，为何能让若干需要持续多年，大量投入的项目仍然取得成果呢?

这其实是在抱怨由行政官员主导的国家课题。但这种行政主导型的课题管理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首先，对于大项目来说，对资金使用的产出需要有更大的把握，跟踪世界先进方向的追踪研究无疑是最保险的。

的确，发挥高投入、注重工艺与细节以及团队作战等优势，可以取得很多成就，这些成就不是没有可能构成新的科研方向或二次原始创新。

大课题的追踪式研究的第二个既往被忽视的亮点，与科研的分包不无关系。大课题不可能由中标的大科学家一个人的实验室完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分包成很多子课题甚至更小的单元。相比于自由竞争，这种分包过程往往是承担者和发包者彼此都很熟悉，都相对清楚对方能做到什么地步。当科研压力很大而又不可能草率交差时，这种“小作坊”做法反而有可能诞生新的创新。

最近有人问我，2017年诺奖化学奖颁发给了冷冻电镜的研发者，施一公团队还能拿诺奖么?

提问者显然比较熟悉清华大学施一公院士的蛋白结构解析研究，知道其研究对冷冻电镜有很大的依赖。同时显然也知道，诺奖是奖给重大原创成果的，所以该问题的逻辑就清楚了：施一公的研究严重依赖冷冻电镜，冷冻电镜获奖，施一公的研究拿诺奖就很难了。

但这个逻辑仍然是有待澄清的。诺奖的获奖研究应该是对整个科学发展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起到颠覆性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发表多篇CNS(Cell、Nature、Science)论文的施一公及团队的研究，也许仍然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跟跑。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必然被诺奖“淘汰出局”，因为科学的进步是环环相嵌的。冷冻电镜促进了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但突破性的、经典的蛋白质结构的解析研究，有可能为我们认识生命世界的其他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南，为新的研究方向开启大门。所以以冷冻电镜拿奖来否定施一公蛋白质结构解析研究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这本身是不成立的。

另外，中国在这个路径上又有了一个绝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大国体量。这种大国体量可以在被领导人认可的研究方向上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

产业界的高歌猛进

大国优势在产业界可能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在我们对中国企业缺乏原创技术的担忧和埋怨还没有一点好转的时候，中国企业突然开始雄起兼并拥有诸多原创技术的西方企业，最近的例子包括海信对东芝家电的兼并，如当时不看好但目前进展顺利的吉利汽车对沃尔沃的兼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旗下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的以核心专利持有为标准的世界创新百强的划分，中国企业除了华为外，还一直没有上榜者。但与拥有技术相比，中国的杰出企业已经拥有了市场和庞大的并可以随时升级换代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在电子、通讯等高科技行业。按照最近比较有名的宁南山的强国专栏所述，现在中国企业只剩下汽车和能源行业还没有一统江湖。

宁南山专栏的说法从技术层面来看可能过于乐观，中国企业目前确实单纯从技术上讲，还没有原创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地步。但是，早在2011年，当时的佐治亚理工的科技政策教授Dan Breznitz就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已经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体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并不需要格外担忧原创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如今，有两方面的趋势进一步促进中国优势的强化，让中国虽然仍然没有走到原创技术的领导者层面，但已经依靠大国优势在攻城略地。

首先，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发展，研发越来越与生产分离，经过时日，生产能力拥有者也不断发展出自己的排他性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大国优势又让制造基地可以通过内迁等冲销成本上涨。而作为大国使得中国企业拥有的市场议价能力，又让任何原创技术拥有者不能肆意定价。

其次，研发本身也在不断分化，不断分包。这就让拥有市场和统一研发能力的中国大企业的议价能力不断增强，并且随着资本流动，可以将兼并作为一种议价选项。

在本质上，这种大国国情决定的利用后发优势的产业技术发展路线，与基础科研并无不同。只是传统上，基础研究更加强调高度原创的那个部分，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颠覆式创新，颠覆了谁?

在肯定创新成绩的同时，也要仔细思考时下很多流行的表述，比如用“颠覆式创新”这样的词汇来表明中国在科技创新上已经“领跑”。取得了成绩不假，但这些都不能用来证明我们“颠覆式地”从跟跑者变成领跑者。

先从产业界的技术谈起。在中国，跟跑仍然是压倒性主流。只是跟跑速度加快，而且经常不屑于在常规跑道上跟，在生产和市场占有上的大国优势，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

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导向仍然是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但以是否拥有原始创新为主要衡量手段的跟跑到领跑的研发创新战略经常失效。具体表现为，投入巨资的国家工程实验室或科技重大专项的攻关结果，与企业需求相差较远。但好在企业的技术升级在不断加速，可以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不断扩展技术版图，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否领跑对企业并不重要。

换句话说，时下比较流行的词汇“颠覆式创新”，其实不是在取代领跑者的原始创新能力，而是在颠覆这些原始创新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一直在颠覆科技政策领域专家们的认知。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基础科研。当把能否领跑作为衡量创新能力的主要评判标准时，决策者实际上依赖的是跟跑路线。CNS和牛刊发表记录往往是跟跑路线的最典型体现，但跟跑事实上产生的各种可能对将来科研起到领跑作用的研究成果反而被忽视了，至少不如CNS和其他牛刊的发表记录含金量高。

在这些跟跑出来的成果中，也许会孕育出将来领跑的种子。但种子最终能否生根发芽，则取决于很多因素。反过来，如果全部研发战略的设计核心就是实现所谓领跑，那我们不但不能颠覆领跑者，最终颠覆的恐怕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