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热议如何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认为，诸多事例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如果不掌握最核心、最基础的技术，只一味强调产业链下游的产品产出，那么我们的科技就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是走不长远的”。

丁仲礼认为，要重视研发源头技术、核心技术、支持产业升级的技术，而“这些就是能‘卡’我们脖子的技术”。他说：“应该说，我们以前对这类技术的研发重视不够，所以当出现问题、真正较劲时，才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需要静下心来，谋近中期、谋长远，拿出能够提高供给体系质量的方案。”

在院士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学部学术与出版工作委员会向全体院士发出《研判科技大势，引领创新发展》的倡议书。其中提到：开展科技发展大势的研判，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使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分析和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口，找出制约国家创新发展的科技瓶颈问题，关注学科交叉与融合，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明确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夯实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学科基础。

院士们都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要求科技工作者自觉聚焦国家需求，要在工作中将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认为，广大院士要在这方面做好表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青年学子，不忘初心，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科技贡献。

要加强基础研究，掌握源头科技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打好基础，才能储备长远。而中国基础研究整体情况仍然薄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王曦说：“基础研究短板仍在。无数的事例都告诉我们，只有模式创新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必须抓好源头创新，否则世界科技强国就是无源之水。”

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吴宏鑫院士认为，加强基础研究，要博览群书，积累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经验，还应该多参加重大项目实践，不参加实践就提不出问题，要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同时，科学研究需要团队作战，如今不能闭门造车、不能一味地闷头苦干，要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开放地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院士认为，目前不少国有大型企业对基础研发的投入不足，审计调查中发现“很多大的国企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只有千分之二三。那么，怎么能让企业投入到基础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琪看来，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突破，中华民族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要为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必须有原创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不能把基础研究简单认定为那些暂时没有产出的研究，它是有重大产出的，产出的方向和途径在于解决那些重大理论问题、解决中国遇到的现实问题、解决发展中重大瓶颈的重要工作。”

“从事基础研究必定要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如果科研人员没有冒险精神，评价体系不能包容冒险项目，评估标准不能宽容冒险的结果，这样的社会和机制是无法产生重大原创理论突破和颠覆性技术的。”周琪说，“所以基础研究的突破，需要从制度、系统、人才、科研规划和布局等方面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讨论中，不少院士提到，要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必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丁仲礼将主要以国家财政支持为主的科研力量分为五个方面军：国家级科研院所、高校、军工科研系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部门、各个部委和地方的研究机构。“这五个方面军代表国家意志进行研究，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认真研究他们的主体定位和主体使命究竟是什么?他们和以市场为驱动的科学研究如何紧密互补、协同发展?”丁仲礼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重复研究、资源使用效率低等问题，降低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

他的观点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主任郭雷的赞成：“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提升整体效能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国家层面组织力量进行专题研究，才能将总书记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在丁仲礼看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明确各自定位，摒弃部门意识，“不能再有一个单位包打天下的想法”。

郭雷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科学分类、精准评价;另一方面要打通链条、高效协同。换言之，要对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分类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精准评价和精准激励。“这样才能克服一刀切的评价和管理弊病，只有充分尊重各主体发展的具体规律才能充分激发其创新潜能。”郭雷举例，政府、市场、企业、团体和个人在这个体系中有不同的定位和责任;再比如，科学、技术和工程也不宜笼统地混在一起讨论和评价。

郭雷说：“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把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部分的功能有效协同起来产生集成效应，这就需要在完善创新链条和搭建协同平台上多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