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攀登者忆惊险一刻：8000米时氧气面罩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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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坡的王学峰和队友在一个月圆之夜冲顶，比别的公司提前了两天。

判断什么时候冲项是个技术活。一家第一年做珠峰生意的攀登公司提前冲顶。山上的部分路段还没有修好，加上天气恶劣，海拔8000米的C4营地氧气瓶储备不够，这支队伍一度离死亡线很近。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各公司呼救，“谁有氧气!”最后，一家较大规模的公司帮他们解了围。

从南北坡完成4次登顶珠峰的王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卫星技术只能预测风雪的到来，但在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上都会有误差。“大窗口各队都能抓住，但是对小窗口的捕捉各不相同。所以，能否根据卫星技术及山里具体气候作出最后的准确判断，是测试登山领队水平的一块试金石。”

海拔8000米，王学峰感觉到了“非常凶猛，声音很狂躁”的风，他冻得鼻涕流不停。“8000米之后很容易接近死亡。”

他和队友看到了遇难者遗体。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在休息的人，可“活着的人怎么会露一截肚皮在外面”。

他们后来听夏尔巴人向导说，那是一位无氧攀登洛子峰的人的遗体，他已经登顶了，下山时可能死于高山病，也可能死于体力不支。

登山过程中，王学峰一共看到了两具遗体，第二具被睡袋包裹着，露出一个手套和一只鞋子。

进了帐篷，三个人哭了起来。王学峰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明天自己的状态怎么样，我可能不会登顶，但我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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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的队伍在晚上8点出发。他的咳嗽持续了近两个月，尽管中途飞到加德满都输了一周液，回到大本营时又不好了，肺像拉风箱一样。

在从事户外教育的近20年里，他对自己的体能和登山技术都很自信，但这次攀登中，他依然经历了许多“生不如死”的时刻。氧气面罩里都是冰碴子，他脑海里浮现着孩子的脸，一直在给他加油。每前进一步，他就得停下来休息十几秒。

路上，他们偶尔能看到下撤的人，那些得了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的队员被防潮垫裹着、绳子捆好，由几名夏尔巴人拖拽着下山。

海拔8300米左右，李伟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了。他开始想放弃，甚至想过会不会死掉。“再坚持一下。”他给自己鼓劲儿。

第二天凌晨5点，队伍到达海拔8500米处一块被称作“阳台”的特殊悬崖。攀登者在这里更换氧气瓶，就着热水吞下冻上的能量胶。“太阳出来了，我眼睛又能看到了。”李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一种空灵的感觉，走好每一步就好了，其他外面的世界跟我都没关系，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只能关心自己。”

王学峰到现在都不知道冲顶当天，自己的氧气面罩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吸不进氧气，怎样吸都感觉吸不进。”夏尔巴协作帮他更换新的氧气瓶，也没有任何作用。他摘掉氧气面罩，开始呼吸海拔8000米的空气。但很快，缺氧让他有了更强烈的窒息感，“胸闷，喘不上气来”。

随后的攀登路上，他在摘面罩和戴面罩中循环，这耗掉了他很多体力。打头阵的他慢了下来，直到其余队友全部超过他。

他弓着背往上爬，大口喘气，“抬头都费力气”“太累了，好大的风啊”，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撑到8500米时，他终于向自己的夏尔巴向导说，“我要下撤”。

这名夏尔巴人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一下，你可以的!”

不久后，他看到了珠峰顶，但糟糕的身体状态仍没有好转，他再次向向导提出：“我要下撤，只有1瓶氧气，够我上去，也不够我下去了。”

距山顶不到300米时，夏尔巴向导把自己的氧气装备换给了他，示意他继续攀登，此前他一直拒绝了王学峰提出交换装备的请求。

王学峰看到他不停地敲击着氧气面罩，隐约也担心这个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年轻夏尔巴人会不会冒的风险太大了。前一年的登顶人数、夏尔巴人向导的成功经验，都是登山探险公司招揽客户时的竞争力。

喜马拉雅山脉上，氧气面罩出现问题远不止王学峰一个人。何玉龙的夏尔巴人向导在海拔8700米时氧气面罩也突然坏掉。

“我当时就蒙了，如果他下撤，我也一定要下撤，可是我离山顶这么近了，下撤还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即便自己身体状态良好，他也不能接受自己独自面对剩下近200米未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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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坡和北坡攀登的4支队伍都没有签“生死协议”。

出发前，登山公司为每名队员买了保险。也有队员主动写下了遗嘱。

“体能、技术、装备等都跟死亡率相关，我已经尽全力准备了。如果真的遭遇雪崩或者地震，那也就认了。”李伟尊重那些留在山上的人，但他从出发时就告诫自己，“登顶并不是目的，登顶是为了更好地回家。”

“珠峰不是最难的山峰，但本身的海拔就是第一杀手。很容易让人丧失判断力和正常人的思维。”2013年登顶珠峰的张翔海曾说。

2019年，珠峰南坡“堵车”成了热议的焦点。有媒体联系王学峰采访。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交通广播电台记者，与他电话联系。

“他们就是想套我话，要我说出来‘堵车’造成死亡的事件那么严重，为什么如果有死亡危险还要去登山。”王学峰认为，堵车不能判断为直接死亡原因，“堵车造成直接死亡的可能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也可能隐瞒了病情。”

“我说的恰恰是相反的，不是记者他们想要的一个答案。从我自身的登顶经历，看待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一些正能量的积极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想要的负面的新闻。”

何玉龙觉得自己可能就在“珠峰堵车”的那张照片里。这并不是他在8000米级雪山上经历的第一次拥堵。此前，他登顶海拔8163米的马纳斯鲁峰时也遇到了拥堵。人们排着队走上峰顶拍照留念，他在上面冻了两个小时。

回到大本营，很多媒体也都找到他，希望他谈谈珠峰上的堵车和死亡。他总结了一份“通稿”——窗口期短、攀登者技术和体能不足。

“现在新起来的一些探险队，可能为了商业，放低门槛，在攀登策略上更激进。”王静坦言。

在何玉龙看来，很多稍微有点钱的人不练技术就想去爬珠峰，人为地增加了珠峰上的危险。“没爬过的人都认为登珠峰是一件简单的事，觉得只要有钱，夏尔巴人抬也能给你抬上去，但这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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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后下撤。夏凡/供图

2018年5月15日早晨8点半，北大山鹰社登顶珠峰。

珠峰顶没有夏凡想象得大，是一个三四平方米左右的斜坡平台。他们曾登顶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山顶“跟足球场那么大”，“登顶后还得到处走走找最高处”。

队员们在顶峰录制了对母校祝福的视频。魏伟也在山顶接受了男朋友的求婚。持续3年的北大“珠峰攀登队”终于将这件事做成了。

“登顶的时候大家不会有特别大的情绪波动，因为是一步步、一点点走上去的，所以那个激动并不是一瞬间、一下子从0到100。自己每走一步都更靠近山顶，情绪会更高涨一点，但那种情绪的高涨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往下走的动力。”魏伟说，“登珠峰十万步，每一步都算数。”

2019年5月20日，王学峰登顶后浑身在发抖。他没有看登顶时间，因为除了走路和呼吸，他不想做任何动作。他的单反和四五个备用相机拿出来就“挂”了——冻得无法开机。他没能按计划为队友拍摄登顶的画面和视频。他觉得自己像做错事的孩子，毕竟登山公司请他拍摄才免了大部分费用。

他在下撤时遇见“像穿成串儿”的登山者，还同正在上山的何玉龙打了招呼。上山与下撤使用着同一根路绳，下撤的人解开自己的锁具向下扣，上山的人将腰间的上升器向上推。短暂的瞬间，互不认识的人都会拉拉手，互相拽住对方腰间的安全带以形成保护。这是王学峰在山上体会到的温暖的举动。

在王静看来，登顶并不意味着成功，九成的遇难者是在下山过程中遇难的。

从顶峰下来，李伟像醉酒一样，走不稳走不直，最后昏在帐篷门口，他不记得自己的高山靴、冰爪是谁帮忙脱下。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有人喂他红糖姜茶水。一整夜，有人不时拿手指在他鼻孔上试，看是否还有气息。

王学峰下撤到8000米的C4营地时，他想，“给我1000万我都不会再来了”。一晚的休息让他体能恢复了不少，下到海拔7000米，王学峰的心情和状态都不错，那时候他又想，“嘿，给我50万我就再来一趟”。

何玉龙的队友Donald Lynn Cash没有这么幸运，下山时死在了海拔8750米的地方。54岁的美国人Don，是个酷酷的人，因为攀登雪山丢过三根手指，却一直没有放弃登山。

消息是队长告诉他的。那时何玉龙刚刚下撤到C4营地。队长拉开帐篷，没有任何语言铺垫，“Don在下山时死了，死于心脏病。”

“当时我完全控制不了，狂哭。我们55天在一起吃饭，聊天，他就这么死了。”半年之后，何玉龙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起这件事，又红了眼。

他知道“每年珠峰大概都会死四五个人”，但那只是个冰冷的数字。他是民间公益救援机构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他们到事故发生地救援，在河边打捞尸体，他一直认为自己面对生死时会很释然。

但在营地里，何玉龙觉得后怕。他问自己：我为什么登山?

夏尔巴向导用一把安全锁把Don的遗体固定在路绳上，身着蓝色羽绒的Don像贴着崖壁站立一样，看着远方。

“能把Don的遗体运下山吗?”何玉龙问。登山公司回复他，可以，要100万美元。空气稀薄，直升机无法飞到这里，需要组织四五位夏尔巴人上山到海拔8750米，这相当于又一次的攀登。而且窗口期即将结束，再上山面临的危险不可预估。

不仅有的人永远地留在了海拔8000米的雪山里，还有废弃的氧气瓶和包装袋。这在海拔5000米至7000米的很少见。

“大家的环保意识很强，这些应该不是故意扔在这里，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带下来。”何玉龙观察到，有探险公司组织人上山捡垃圾，而且为了鼓励登山者保护环境，大本营门口有专门收垃圾的地方，按公斤称重后付钱。

回到大本营，没有了出发时的热闹，显得寂静。2019年春季登山中，珠穆朗玛峰上共有11人遇难，9名发生在南坡。

这次攀登中，何玉龙失去了1位队友，3名队友截肢，1名患上雪盲。有受伤的队友在6400米的营地坐直升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