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还原新冠肺炎逝者解剖后的肺 刘良教授简历

2月28日，《法医学杂志》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这是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的首例完整的尸体解剖。该例尸检的参与者刘良曾经说过：“解剖的必要性之一，就是要弄明白这个病毒是通过什么机制让肺受到损伤的。如果死亡病例一直都没有进行解剖，基本上就搞不清楚对手打击你的方向，就容易茫然。”但在专业人士的眼里，相比2003年SARS，新冠肺炎的第一例尸检却姗姗来迟。

尸检的价值

2月15日晚上9点，法医刘良接到了金银潭院长张定宇的电话。 终于，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遗体可供解剖。 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早在1月22日他就公开发文，强调对新冠患者进行病理解剖的必要性： “死亡病例上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 病理学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早一天做至少可以多救几个人吧。 ”

而从呼吁到真正予以施行尸体解剖，中间隔了大半个月的时间。

王慧君是2003年主刀首例SARS患者遗体解剖的法医，她在一篇文章《从SARS-CoV到SARS-CoV-2： 法医传染病尸体检验的应对与挑战》中提到，同为冠状病毒的SARS早在首例死亡病例出现后不久就开展了尸体检验，检验报告和病理发现一经发布，即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了有效帮助。 而此次新冠肺炎病亡人数已逾数千例，却依然缺乏关于这个疾病尸体检验的系统报道，此次的尸检工作确有缺位。

刘良也曾撰文指出SARS期间病理学的价值体现，“刚开始时，专家们都认为衣原体是其病原体，直到对 SARS死者解剖后检见病毒包涵体，且肺泡隔无明显增宽等病理学改变，结合SARS患者病情重、死亡率高、应用抗生素无效，综合判断认为符合病毒性肺炎的病理学特点，这才最终有力支持了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病原是病毒，不是衣原体’的论断。”

而目前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尚待解释的问题。 有说法称，呼吸内科医生与ICU医生在临床上存在一个争议： 是否有必要对患者做早期气管切开进行辅助呼吸?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明确患者肺部出现痰栓的成因。 还有一些病人从轻症到危重症的转变过程相当迅速，这些问题也许可以通过病理解剖知道，到底是由新冠病毒单独造成的，还是由人体免疫细胞在抗击新冠病毒时候共同作用造成的。

因此系统性的尸检就显得尤其必要——

通过对死亡个体的解剖可以直观地观察各组织器官，也有助于发现病毒感染后机体病变的性质、部位、严重程度等。

通过尸检，可能更加了解这个疾病的死亡机制。

现阶段，遗体解剖到底有多难？

既然SARS期间已经证明了做遗体解剖的必要性，那为何疫情发展至今才刚开始做?

曾在2003年非典期间主导首例SARS患者尸检的王慧君在文章中提到，“

解剖间的设施要求，可能是在武汉迟迟不能完成尸检的掣肘问题之一。

如果拘泥于苛刻的条件要求，全国大概只有北京地坛医院的解剖间能够满足。 但即便是这个解剖间也因为维护的原因目前尚未见启用。 ”

“我们医院过去也有解剖间，后来因为诸多原因几乎不用了。 ”北京佑安医院病理科医生王欣欣告诉本刊。 北京佑安是一家三甲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此次北京市针对新冠肺炎的首批定点医院之一。“现在新冠肺炎这种烈性传染病，别说是解剖了，哪怕是做咽拭子的病毒扩增检测，都要求在P2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尸检所需的解剖间至少也得这种级别。 这种级别的解剖间维护成本太高，用的就少。”

解剖间维护费高并不必然导致解剖间的“闲置”，更根本的原因与其使用率低有关。

《中华医学杂志》2011年刊登了一篇中国各地尸检解剖率差异的文章，作者是病理学家朱明华。 他提到，“尸检在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的发展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尸体解剖的普遍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但过去几十年间，全世界范围内的尸检率一直在下降。

中国在1950年到1970年之间的尸检率最高，此后尸检率持续下降。 ”

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和现在紧张的医患关系有关。

“医疗环境变了，过去临床上患者死因不明，大夫对治疗过程又有疑惑，为了增加对疾病的了解，会积极动员病患的家属去支持医院进行尸检。 现在，医生则尽量想避免与患者产生矛盾。 ”王欣欣对本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