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市长对着空荡的街头落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落泪？

潜伏

3月9日，原本是艾瓦(Aivar Paidla)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出发的日子。

一个月前，艾瓦本想搭乘的芬兰航空已取消了所有飞往中国的航班。在等待了一个月后，艾瓦依然没有看到航班恢复的迹象。只是这一次，是因为欧洲的疫情。这一天，他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办公室里刚刚开完会， 打开电脑，一份来自欧盟的“安全提醒”邮件已在收件箱里等候多时。

两个小时前，比利时政府刚刚通报了当天新增的病例。在保持了1个多月仅有1例的纪录后，比利时的确诊人数在过去一周内跃升至近300例。

“现在欧洲的情况的确有些严重。”艾瓦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道。就在这一天，意大利刚刚宣布了对北方地区封城的举措。次日，封城措施又进一步扩大到了全国范围。这在欧盟国家的历史上，可算是空前。

紧张的情绪很快以某种方式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欧洲政治中心布鲁塞尔。3月9日，欧洲议会原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月度全会临时取消，改在布鲁塞尔进行。多名意大利的党团议员缺席。

在艾瓦所在的部门，所有社会文化类活动都已暂停。近期来自意大利或其他疫区的人员需要主动自我隔离，欧盟还鼓励有条件的员工尽量在家办公。

然而在布鲁塞尔的街头，仍然没有什么人戴口罩。艾瓦开玩笑解释称，这是因为在2016年的恐怖袭击后，比利时通过了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所蒙面。“当然，在药妆店里你也根本买不到口罩。所有商店几个星期前就一直挂着‘口罩等防护用品缺货’的牌子。”

一个多月前，当新冠病毒最初抵达欧洲的时候，大多数欧洲人觉得这只是发生在遥远亚洲的一场流行病。1月21日，武汉封城前两天，英国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回到上海的老家过春节。在中国的两周时间里，国内疫情正是最严重的时期。尽管英国1月底就确诊了第一例来自中国的输入性病例，当他2月初回到英国时，却发现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在意。没有多少欧洲人会想到在新闻里看到的事情，很快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法国报告了欧洲首例输入性病例，波尔多一名刚刚从武汉返回的48岁华裔法国人被确诊。当天还有两名从中国回来的华人同时被确诊。这是官方记录里可查到的欧洲最早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三天后，德国巴伐利亚州也报告了该国首例输入性病例。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确诊病例也一直保持着“不温不火”的缓慢增长，几乎所有病例都和巴伐利亚州的这家企业有关。直到2月26日，法国和德国的累计病例仅为区区12例和18例。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冠病毒似乎在欧洲“隐藏”了起来。1月24日到2月22日期间，整个欧洲报告的病例不到100例。就在大多数人认为，这场疫情或将逐渐过去之时，新冠病毒却已选择了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的意大利作为“强势归来”的暴发点。

在法国、德国之后，意大利在1月31日就监测到了最早的两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病例。之后，意大利也是第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国家。

只是之后的疫情发展着实让意大利“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月21日，持续了近一个月的“平静”被一名意大利男子的确诊打破。这名病例后来被意大利卫生部门定义为引发了北部地区大规模感染事件的“1号病人”。

据媒体梳理，这位名叫马提亚(Mattia)的38岁意大利男子没有中国旅行史和清晰的高危人群接触史。他于2月14日出现了感冒症状，向家庭医生报告但未引起重视;2月18日就医时被认为有轻微的肺炎，但由于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让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医院时症状已经加剧。当时医护人员仍然按照常规的肺炎流程进行检查，直到一名富有经验的麻醉师坚持要求院方为他检测新冠病毒感染，才终于在2月21日确诊。

与韩国大邱市疫情暴发的早期相类似，上述这名监测网以外的“1号病人”引发的“超级传播事件”是疫情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意大利卫生部门事后不完全统计，这名“1号病人”至少直接传染了十多人，间接导致了近千人的感染。

另一方面，意大利北部最早暴发疫情的米兰、威尼斯是欧洲乃至世界旅游胜地，常年游人如织。2月的最后一周，又是全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狂欢节假期，威尼斯著名的嘉年华游行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这一切都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