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原副总裁朱民对话诺奖得主斯宾塞，探讨通货膨胀是否加剧、金融市场是否会大调整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陈玉静 文图）4月17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继续举行。论坛以“行稳致远 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围绕“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REITs探索实践、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合作开放、数字经济与金融机构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刻探讨。

在全体大会环节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200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与金融合作开放”展开对话，双方就“经济机制的转变”理论、通货膨胀、未来经济走势、债务危机、全球化等话题展开探讨。

关于“经济机制的转变”理论

朱民：最近您写了一篇关于经典经济理论的文章——刘易斯拐点。在全球范围内，因为劳动力供给已经达到顶峰，所以整个世界都处在刘易斯拐点。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再也没有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生产力增长。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增长将放缓，即将进入新的阶段。您称之为“经济机制的转变”，请您解释一下这个理论？

斯宾塞：中国学者对这个概念应该非常熟悉。在早期阶段，高增长通常依赖于将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源（主要是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出口业，最终带动庞大的国内经济增长。总体而言，大多数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将劳动力资源从低生产力环境，转移到生产力较高的环境。这个过程运行得很完美，一直到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供应开始耗尽，这就是刘易斯模型的基础所在，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

当经济增长达到了某一点，这种现象并不会像想象的那样立即发生，而是开始逐渐地失去特定的增长动力。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经济中更加广泛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平稳地完成了这种转变。有一些增速减缓与此相关，但幅度不是很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令人瞩目。

回望过去30年，我们基本在进行一种抵消通货膨胀操作：将低生产力劳动力转移到全球经济中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一种通货紧缩的推力在起作用，因为一直在将未充分利用的生产力，转移到全球经济。所以一旦供应方面出现限制，这些生产力就会立即释放。

我的结论是，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结束。我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机制的转变”。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全球经济中，并且具有较少的剩余劳动力和较少的低生产力劳动力。所以，未来的增长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我认为目前最好的机会将是数字化转型。我们将面临很久未见的通胀压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转变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长期的转变。

朱民：经济机制的转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可以把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例如印度或非洲，纳入全球体系？

斯宾塞：我想我们可以，但问题是：这种转变会发生得足够快吗？产生像亚洲主要经济体对全球经济那样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是错的。非洲生产能力也许会突然激增，这将对非洲的发展非常有好处。但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印度的发展有些与众不同，有时间可以详细讨论。

朱民：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例如中国，如何才能进入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斯宾塞：简单来说，答案在于中国正在经历什么。中国已经成为多个行业合作创新的主要技术来源，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支撑着这些技术的实施和部署。而且目前有一种急剧增长的全球性创业活动，特别是在数字领域。中国是其中极其重要、突出的一部分。

我不是试图忽视你们通常谈论的因素，比如债务积压、房地产问题、全球紧张局势等。但我认为基本面是动态经济，这将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带动向高收入经济转型。你可以发现很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国家，他们对人力资本等这些从长远来看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投资，远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我对此很乐观。我认为这些是基本原则。

朱民：以您的经验，根据您的理论框架，当一个经济体从廉价劳动力增长模式转向生产力增长模式时，是否意味着增长速度会放缓？

斯宾塞：是的。中国的增长率正在趋同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率。而且，如果仔细观察中国增长数据，它并不是稳定的增长，而是有升有降。当出现一个有力的技术工具，数据就有一个激增，然后开始回落，然后又出现一个激增。所以它不是一种稳定增长。但是，平均而言，当把它平均到十年的周期中，你会得到这样的趋势。

目前，世界范围，可以看到生产力的下降趋势。我们即将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工具来扭转这种趋势。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数字技术一旦被广泛应用，就有可能产生另一种生产力增长，尽管这仍有待观察。这也将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建造、部署、适应和采用这些技术方面有突出表现。

关于通货膨胀压力是否进一步加剧

朱民：您提到了一个深刻而根本的问题。比如全球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我认为这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些波动，比如乌克兰危机，或其他。您是否担心通胀会进一步加剧？您认为在未来几年会陷入停滞状态吗？

斯宾塞：我不认为这是最可能的局面，但这绝对是一种风险。把欧洲和北美分开来看，欧洲中央银行还没有做出经济衰退的预测，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没有出现急刹车。我猜想他们是希望能避免这种情况。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有点过于乐观。我们很可能会经历经济衰退，并且将伴随着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因为我们以前有过高通货膨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相关的通货膨胀。欧洲受到了显著影响。

我认为最好的猜测在将来，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通胀曲线，央行将试图找到一个中间点试图猛踩刹车，这会产生一种停滞的情况。但他们不能只是坐在那里，任由通胀失控，任由通胀预期更加严峻。我不会希望做他们的工作。那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此，迫于通胀压力，他们可能会被迫制造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放缓。

朱民：我想每个人都在关注美联储是否会采取非常强势的行动，如果美联储通过强势缩表和临时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认为因为央行落后于曲线值，他们将很难采取行动。

我只是想知道美联储的政策有多快或多强，因为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的财政空间已近乎为零。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印更多的钱。因此，在紧缩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我认为央行的工作很艰难。但我的感觉是，它可能会曲线操作而保持流动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率将保持相当高的水平。我认为通货膨胀不会下降。

朱民：您认为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货币政策变化和地理风险，金融市场近期会有大的调整吗？

斯宾塞：是的，虽然目前我不知道怎么校正计算它。但感觉它将非常不同于央行的那种流动性，以及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央行的资产定价。我只是不认为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一般来说，我认为当一段时间通货膨胀较高，资产市场的表现将有低于长期平均值的趋势。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更少的流动性。放眼全球，如你之前所说，很多国家的主权债务水平更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困境的产生。

关于债务危机与全球化

朱民：您预期债务危机可能发生吗？还是即将发生？

斯宾塞：我真的不确定。我们都知道摆脱债务积压的方法需要名义增长，我们从实际增长的通货膨胀中实现了名义增长，尽管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是我们不太希望的，但它实际上帮助减少了一些实际负债、主权债务。虽然目前我不知道如何精准地校准和计算。

朱民：您关于刘易斯拐点基础上的理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全球化。您认为全球化会放缓吗？如果全球进入“新的经济机制”，这对全球化将带来什么影响？

斯宾塞：我不认为这种转变对全球化有负面影响。这取决于你所说的全球化的概念。当我想到去全球化时，我想到的是真正阻碍和破坏全球技术流动的下行风险。

我认为，全球化令人担忧的部分与紧张局势和政策变化有关。这确实扰乱了全球流动。这种模式肯定会改变，并且已经在改变。

我认为当存在风险时，无论其规模如何，风险往往反映在忽略个体繁荣与全球经济繁荣之间关系而采取的政策。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以确保不会走上推崇“单打独斗”或者“势力范围”的道路。这对于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

责编:陈玉尧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