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孩子荒”影响投资和消费信心

梁建章 | 立方大家谈专栏作者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投资和消费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就业不足，也让部分人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悲观预期。为了改善局面，政府部门最近出台了《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共20条，并发布了《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我们相信，这些政策会对提振信心和消费有所帮助。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长期隐患，那就是低生育率问题。

我在跟很多企业家讨论关于投资信心的问题时，都会感受到低生育率已成为一个严重的负面因素。比如，某企业家所在的是一家中型的房地产公司，主要投资于某省的二三线城市。他比较幸运的是，已经及早地回笼资金，再加上国家最近放宽贷款的政策，目前看来渡过难关似乎不成问题。但即便如此，他个人对于房地产重现繁荣的前景依然很不乐观。因为纵观全省，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大部分城市都出现了人口减少的趋势。要知道，该省过去曾被视为人口大省、生育大省，但最近几年却跟其他省一样出现了新生人口减半的状况。也就意味着，该省未来的主力购房人群会越来越少，可能只有省会城市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这种每代人总量减半的速度，导致他对未来的投资缺乏信心。在他看来，如果继续从事房地产投资，要么去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要么索性尽早缩减规模。由此可见，即便是再优惠的信贷政策，也不足以消除由于人口减少而带来的困境。

这位房企老板的心理和处境，其实是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现状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截至7月31日，已有超70家港股及A股上市地产企业发布了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有44家预告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占比超过六成。而房地产行业也是其他耐用消费品产业的晴雨表，人口减少会导致住房消费的萎缩，同样的逻辑，也会导致汽车、家电等其他耐用消费品消费的萎缩。当然，新能源车还有替代燃油车的巨大潜力，但如果从消费总量来看，随着人口总量尤其是年轻人口的减少，汽车产业也会遇到自己的天花板。

随着人口减少，非但是住房以及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销售数量会减少，而且还会降低政府基建投资的需求。以往面临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时，有时会依靠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拉动需求，但未来如果人口减少，那么对于道路等基建领域的需求也会减少，此时再靠基础设施拉动需求，有可能造成大量的浪费。

更加关键的是，年轻人口减少还会导致创新力和综合国力的下降。在人工智能时代，创新已成为全球财富竞争的关键要素。在未来，世界上的全部工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和创新相关的行业，他们会成为机器人和智能算法的创造者，另一类则仅仅是机器人和智能算法的使用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创新者的重要性以及创富能力将不断提高，而使用者在经济中的存在感和价值不断下降。如果中国年轻人的总量出现锐减，由此造成创新力下降，就会导致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

过去，中国得益于庞大的人才规模，培育了一大批具备世界创新力的企业，成为唯一有实力和美国一较高低的创新国家。但是这种优势会在一代人过后减半，因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不到1.1，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

可以看一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但是随着低生育率导致年轻人口在九十年代减少，其创新力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日本的人均GDP在过去三十年不仅没有增长，而且出现了倒退，远远被美国甩在后面。很多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金融债务危机的问题，但是真正的病根，其实是由于人口衰竭所导致的投资信心和科技创新的不足。简言之，日本失去三十年，不是金融战败，而是人口战败。试想一下，如果Google、苹果和亚马逊或者腾讯、阿里巴巴等获益于本土人口规模的互联网巨头出自于日本而非美国或中国，那么日本经济状况肯定会比目前强很多。

所以，中国在创新领域必须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需要对此引起足够的警觉。如果新出生人口锐减，那么创新和投资的信心会大打折扣，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活力也会大打折扣。在这种不利局面下，如果美国再持续打压中国的科技创新，那么中国科技创新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首先就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中国的低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从2017至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六年下降，2022年出生人口降至956万，只有2016年出生人口数1883万的一半左右。

低生育率的根源是生育成本过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以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本国人均GDP的倍数来计算，法国是2.24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则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想提升生育率，就要切实降低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生育成本高企的原因，主要是教育成本过高和育儿福利的缺失。由于教育改革是非常困难和滞后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请参考《人口战略》一书中的相关论述），那么要想解决当前经济困境，唯一立竿见影的有效办法就是大幅度发放生育补贴。建议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元到6000元（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的补贴额度。按照上述补贴方案，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补贴1500元计算，即平均每孩每年补贴1.8万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那么补贴当年出生人口需1800亿元。如果追溯到三年前的家庭，第一年可能需要近6000亿，以后逐步增加。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补贴生育的力度，需要每年拿出GDP的2%-3%用于生育补贴。

相对于其他补贴方式，生育补贴更加精准和立竿见影。比如发放家庭补贴或者购房补贴，也许只是补贴了原来并不需要补贴或没有孩子的人，他们拿到补贴也可能只是进行储蓄而非用于消费，导致财政补贴只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生育补贴则基本没有此类问题，因为这部分家庭正好需要花钱消费。根据育娲人口研究的测算，0-5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每年约需2.7万元，对于一般家庭是很大的负担。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可能需要一个全职妈妈（或者爸爸），每个月几千块正好相当于给全职妈妈（或者爸爸）发工资，对这些家庭会成为防止返贫的有效措施。从公平角度来衡量，这些孩子未来会成为创新者、建设者、奋斗者和纳税者，可以说这些家庭为了国家的未来而辛苦抚养孩子，所以补贴这些家庭必要且公平。

有人说2%-3%的GDP太多了，有这么多钱吗？其实2%-3%的GDP,按照每年6%的经济增长来计算，也就是4-6个月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小的代价。如果全国人民延迟享受四个月到六个月的经济增长，就能解决堪称百年大计的生育率问题，那么相对于如此巨大的收益，付出2%-3%的GDP的代价简直微不足道！更何况，这2%-3%的GDP根本不是白白付出的代价，只是针对社会资源的公平再分配。因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消费并没有减少，只是把全社会的延迟消费更多用于支持有孩家庭，简言之只是从一个口袋转移到了另一个口袋。这种社会资源分配的调整，除了会带来额外的新生儿进而提升生育率之外，还会帮助一部分家庭实现有儿有女的愿望，为这些家庭平添了无数幸福。

所以生育补贴绝非额外付出的代价，只是让社会资源的分配变得愈加公平，并且会带来更多的孩子，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潜力。另外，当前在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下，额外的生育补贴还可以带来额外的刺激经济收益。通过大量发放补贴，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原本过剩的产能，提振不充分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当然更加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源进行长远的储备和投资。即便是目前没有直接拿到补贴的人，最终也会从短期经济提振、长期经济繁荣以及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中获益。

总结：

孩子荒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当前低迷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因为孩子代表了未来，没有足够的孩子，就不会有对中国经济的长远乐观预期。所以当务之急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根本的人口问题。中国需要通过大量发放生育补贴来提升生育率。这些举措，短期可以提升消费和投资信心乃至促进就业，进而化解各种对于中国经济长远悲观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中国长期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源：绕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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