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96”到“724”，别总把加班当企业文化

江苏大学医学院一名研究生在实习医院值班约14个小时后晕倒猝死，前不久发生的这个悲剧，让无数人对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

这位猝然离世的年轻人生前曾多次在朋友圈“吐槽”加班生活：“28小时班，一刻不停写病历，做操作，开麻方，收病人，抽血气，睡了不到3个钟头，够够的!”“最羡慕那些朝九晚五、有双休、享受法定假期的人。”

加班，正日益成为职场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状态，“感觉身体被掏空”这样的流行语，折射出当代年轻人面对加班烦恼时的自嘲和无奈。

“不加班就没法交差，别无选择”

晚上10点，在北京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产品运营的90后员工林美终于放下手头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办公大楼，赶地铁末班车回家。在她的身后，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夜里11点，还常常有键盘敲击声传出。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

“996”(指工作日早9点到晚9点上班，一周工作6天)的“梗”已经无法满足林美的同事对加班的调侃，有些人吐槽是“724”，即一周每天24个小时要随时随地待命。公司推出了晚上9点后打车免费的“加班福利”。

林美的同事张丽已经好久没能接送孩子上学了，晚上哄完孩子睡觉又要继续工作至凌晨一两点。他们对接海外客户，由于时差，即便午夜收到信息也要回复，“我们必须适应客户时间。”孩子问张丽：“妈妈能不能换份工作?”

23岁的房地产业员工李杰加班骤然变多，是从2017年12月开始的。当时公司提出要在广西防城港开发新楼盘，他被派去监督施工。

“工作面出来没?”“没有。”“能快点吗?要交接了。”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他不得不早上7点起床，连续“奋斗”十几个小时，为赶进度只能边指挥边站着吃午饭，最早也要凌晨2点才能下班。连续通宵3个晚上，他用凉水拍拍脸又继续工作，“不加班就没法交差，别无选择。”

他偶尔也会感到“庆幸”，因为赶楼盘展示期的同事加班比他还多。

2017年，滴滴媒体研究院对都市白领加班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加班最严重的前4个行业分别为互联网、金融、文化传媒和房地产。

过度加班不仅存在于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过去不少人认为日常工作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公务员，也难逃加班魔咒。

广西90后大学生张慧毕业后考入老家的县委办公室工作，有时候到吃中午饭的时间才发现上午连水都没喝一口，晚上和周末加班也是家常便饭。她还记得第一次跟亲朋好友说自己很忙时，惹来他们透着不相信的阵阵笑声。

“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无疑在透支着年轻人的健康，加速消耗他们的青春。《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与2013年数据相比，2017年一线城市白领中高血压患者平均年龄下降了约0.8岁。白领阶层健康状况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年轻群体普遍的“亚健康”状态呈现进一步恶化趋势。

李杰也开始为身体状况担忧。没时间健身，他腹部的赘肉渐增，洗澡时脱落的头发经常能把地漏给堵了。母亲为他犯愁，“怎么看起来老了十几岁，还能找到女朋友吗?”

节约成本，企业最拿手的就是让员工加班

职场新人刘军去年刚入职深圳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没想到因为按点下班被领导“上了一课”。每晚6点，做完手头的工作他便离开公司。第二周上班时，他被部门领导叫去质问：“你的任务量不够多吗?要不帮忙分担点项目?”

经历了这次教训，刘军深刻地感受到了互联网企业的“加班文化”，之后就算没事干，他也不敢准时离开公司。

“我们拼的哪是技术?是体力!”在李杰看来，公司为节省成本，给员工分配了不合理的任务量。

平时他们小组有十来个工人，两个管理人员。但因临近春节，招人难度变大，赶项目时只剩5个工人和他一个管理人员。同组师傅因病请假，李杰又要多担起一个人的活儿。

增长的工作量与缩减的任务期限及人数成反比，他们只得“被自愿”地牺牲休息时间来填补差距。

为鼓励员工，企业给积极工作者设置奖励，领导的推荐是主要评选标准。“这是每个新人的必经之路，以后就会轻松了!”领导时常会给他“打鸡血”。

李杰和同龄人的微信朋友圈，常会被《年轻人，你凭什么不加班?》这样的自媒体文章刷屏。写手们堂而皇之地宣扬：“年轻人如果选择不加班，那下班后的时间去干吗呢?”“吃再多的饭，也吃不出年入百万;唱再多的歌，也唱不出一个美好未来。”“只有自我压榨，才有可能撕裂般成长，不加班的青春，你说有什么意思!”

科技媒体36氪做过一份关于加班的调查，收到的1148份回复大多来自创业公司，调查结论是，在寻求“狼性”和快速增长的创业领域，加班就是一个默认法则，几乎没有哪个创业公司敢说自己不加班。

曾对中国加班文化进行研究的重庆大学教授梁平撰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社会规范快速失去作用，新的社会规范又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 尚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企业最拿手的就是让员工加班。而许多企业都注重企业的发展和市场占有份额，对员工的身心健康关心不够。因此，他们鼓励员工加班，并把加班当作企业文化，用以体现员工的奉献精神。

加班文化并非我国独有，在日本、韩国、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张功杭指出，日本企业中之所以存在普遍的长时间加班现象，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将工人加班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为了使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在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无法与欧美国家竞争的情况下，依靠的就是工人的长时间加班。这种管理方式一旦形成，就成为日本企业的传统，即使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长时间加班的现象却几乎没有改变。

延长劳动时间的那种外延式再生产难以为继

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个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个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

工作时间远超法定加班时间，一周无休的李杰没有加班费，但比起维护权益，他觉得保住薪酬和饭碗更重要。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在岗职工危机感很强”，梁平教授认为，大多数职工不愿意因为一些超时加班或加班费而与公司据理力争，最后丢掉饭碗，或者让单位领导穿小鞋，因此在无休止加班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另一方面，法律对“过劳死”的认定存在困难。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视同为工伤。但现实中多数“过劳死”因长时间过度劳累所致，其损害结果未必都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在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罗士峰律师看来，任何法律的制定并不能涵盖所有社会问题，总会存在滞后性，总要在施行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才能及时地进行修正。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除了国家应当加快有关劳动问题的立法进程，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制度，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合理安排作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罗士峰建议，如遇到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长的情形，不能采取消极暴力的行为来抵触，而是应当先取得工会的支持，通过工会与用人单位交涉，没有工会组织的也可自行与单位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劳动管理部门申诉，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停止侵权并赔偿或补偿。如在超时加班工作期间出现伤亡事故的，还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追究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一直在关注员工过劳死的问题，他认为，“互联网+”时代，一些单位没有工作时间限制，恨不得24个小时开工，这和让劳动者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是不吻合的。延长劳动时间的那种外延式的再生产，是难以为继的。他呼吁，要在行业层面科学制定劳动定额。产业工会与行业协会要加强对产业、行业劳动定额、劳动标准的研究与制定，为企业制定合理规范的工时提供依据和指引。在企业层面要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执行工时规定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