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译者”金晓宇：别叫我“天才”

电影《美丽心灵》中，天赋异禀的博弈论大师，数学家约翰·纳什“用自己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精神疾病”。

杭州50岁“无名译者”金晓宇，数十年与自身所患双相情感障碍共处，十年间用仅能看到的一只眼睛，完成了22部共600余万字的外文译著。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艺术与现实的互文。

真实生活中，金晓宇、父亲金性勇、母亲曹美藻，两代人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保护着人之为人的体面。

1月18日，当我走进金晓宇家时，他和86岁的父亲正坐在摆满桌面的译著后面，平静地等待新的造访者。

比起天才传说，金晓宇的翻译才能表现得更加踏实具体——始终专注，经常较真，忍常人之所不能，将冷板凳坐穿。

找到媒体时，金性勇含泪完成了口述。他说：“我感到很孤单，希望有人听听我们的故事。”

不完美小孩

老屋约60平方米，屋内昏暗、陈旧、无序。这是金晓宇(父亲称其“小宇)一家人自1988年生活至今的地方。

更狭窄的一间屋子是小宇的卧室，屋内一窗、一床、一桌、一柜、一书架。书架上零散堆放着书籍，更多是不同语种和版本的辞典。小宇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唇边一层薄须。绝大多数时刻，他就这样没有表情地坐在这里，面对着电脑。

童年时一次意外，让小宇右眼晶体破碎。高中辍学，后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间歇发作。1992年开始，小宇几乎每年都要去医院。

要不要给小宇开残疾人证明？金性勇心里不安。他总不想承认自己的儿子一生将会是残疾的。但是父亲希望孩子未来能走得更顺，咬了咬牙，最终小宇被医学认定为精神二级残疾。

眼睛坏掉后，小宇上学越来越没信心，躲在家里看书，放弃了高考。在他的人生弹簧里，往后是被“狠狠压扁”的日子——复读、去工厂打工、读书、退学、自考、自杀未遂、去新华书店和浙江教育书店做兼职……他不想与人打交道，于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自学语言。

父母的工资挤出来炒股票，想为儿子多留些钱，奈何投资失利，母亲曹美藻身体顿然垮掉，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卧床三年。这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下子遭遇了两种让人类束手的精神类疾病。

命运的小舟在生活的巨涛中摇摇晃晃，一家人沉浮与共。

小宇最近一次被关进医院，是因为一个人跑去了温州。那是病情发作的前兆，他没告诉父亲，失联了一天一夜。父亲又一次把他送进了医院。小宇在医院里没有意识地吃饭，没有意识地睡去。医院于他是个令人“害怕”的地方。

这一住就是两月余。没有人曾料想到，出院后他没有妈妈了。

较真的“画匠”

《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是金晓宇去年12月份在医院拿到的。金性勇把书送到医院门口，由护士转交。翻译这本德文书，小宇花了两年多时间，煌煌53万字。

在家期间，小宇自学了德语和日语，巩固英语。他认为学习语言的经验是相通的，最开始看德语教科书，然后看翻译相关的专业书，再之后读原文小说。“我学一门外语，至少要读20本原版小说。”金晓宇说。

有时原文看不懂，他就去图书馆拿一本又大又厚的字典查。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他看完了几乎所有德语和日语教材。

早期，他用收音机听广播。“在短波收音机上可以收听到英语和日语广播。我从小就用那台收音机，用了十多年，后来家里买了电脑才开始看剧，日剧看了60多部，就为了学语言。”

每次翻译时，他都先将原文通读一遍，再十页十页地翻译。每十页再次通读，每三十页做一次备份。翻译《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期间，导演的每部作品他都至少看了两遍，书中提到的电影细节还会反复对照。

小宇用过三台电脑。第一台是父亲花一万多元买回的大联想机，小宇发病时家里电器都被砸坏过，但没砸过电脑。还有一台崭新的、键盘上覆盖着一层保护膜的笔记本电脑，是表哥最近送来的。

强度最高时，小宇吃完早餐就开始翻译，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为了保持好体力，他每天用一个小时，散步三个公交站的距离。

他的翻译语言平实，常用短句。读者评价他的文字“准确又细腻，比原文还好”。有时他去图书馆看到长长的借阅记录，觉得“更加不能出错”。对待注释他也十分较真，多年来，文稿的“第一读者”金性勇只挑出过一处错误。

十年翻译22本书(其中2本未出版)，内容横跨小说、电影、音乐、哲学等多个领域。小宇自己写道：“据业内人士反馈，这个速度相当了得。殊不知里面有多少自己的努力和老天爷的恩赐。”他觉得老天既然赐给了他这个本事，就得往前赶路。

小宇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是个‘画匠’”。翻译就像描画，描得越贴近越好。

翻译的稿费并不高。他曾跟父亲说，苦是苦，乐趣也有不少。“如果我不得病，可能就把时间浪费掉了，我把这事儿好好做下去，你也不要太为我难过。”

他在这600多万字中，搭建了一个属于很多人的世界。他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场景。

他几乎从不主动表达，但他在这庞大的文字世界里歌舞哭笑。没有了形体的紧绷和束缚，那是一个自由舒展的地方。

“小车不倒只管推”

大约一个月前，小宇出院回家了。金性勇临近家门才敢告诉他母亲去世的消息。50岁的金晓宇抱住父亲大哭出来——这是他在不发病时鲜少出现的激烈情感表达。通常，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也许是常年服用稳定情绪药物的副作用。

他拿起笔，在纸上回忆起和母亲的往事：“母亲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我的翻译生涯。按倒叙来说，她通过校友会与留校教课的陆教授交流沟通，再通过陆教授的女婿的篮球朋友，也是出版达人杨先生为我谋得了第一个试译的机会。”

母亲曹美藻不仅是当年的高材生，还培养大儿子考入复旦大学，大儿子后又到澳大利亚定居。唯有小儿子小宇成为夫妻俩最深的牵挂。

曹美藻对小宇管得很严，按小宇的说法，“她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替我)扳动轨道”。小学时，她让小宇转去更好的学校，长大后小宇想学历史，她却想让他学国际贸易，也想尽办法让他变开朗。小宇很在意母亲的话，却又不知所措。

“她生病之后，对我的控制力减弱了。”小宇说，语气中不知是轻松还是遗憾。

小宇译的书，被堆放在客厅一块木板上。这木板下就是母亲生前常用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小宇“失控”时也没有碰过的另一件“贵重”物品。

母亲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就像一支摇篮曲。小宇穿着母亲做的衣裳，四季觉得温暖，小宇不砸它……

曹美藻“痴呆”了三年，小宇从没对她发过脾气。买菜，洗脸，每两小时接一次大小便，抱着母亲上下床。他记着母亲的好。

当小宇从医院回来，想要“像照顾小孩一样照顾母亲”时，她却毫无知觉地走了。

小宇记得母亲常说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问我，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就是我生病了也要把我推出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

这是她生活的信念。小宇的车没有倒，那就得继续往前推。

我们不分开

对于《本雅明书信集》的样书，金性勇提了几点意见。除了在文字上把关，他也把关于装帧设计、开本尺寸的想法都告诉了编辑。

“我爸爸很有耐心，在我生活里扮演了很多角色，帮我跟出版社编辑联系，给我做助手，以前还帮我校对，改得很仔细。”

金性勇也爱好读书，尤其喜欢屠格涅夫。1967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天津药物研究所做研究，后又调到杭州民生药厂(今杭州民生药业)，行事认真细谨，“做实验都要自己去看过才放心”，退休后还在做产品评估和资料工作。

每天清晨，金性勇不敢起床太早，他怕打扰小宇睡觉。

客厅里没有电视，不仅因为小宇砸坏过三台，更是因为他担心会吵到小宇翻译。

社区书记说，每次小宇发病伤人后，总会出现一个颤巍巍的老人，跟对方讲“这是我儿子，他有病，损失我来赔”。

媒体的报道突然给父子俩带来巨大关注，有爱心车队想为老人提供服务，金性勇婉拒，“谢谢你们，我有月票，我坐公交习惯了”。

面对物质上的帮助，金性勇总是答复对方：“我够吃够喝了，人心要满足。我没那么困难，不太会请别人帮忙。这样我心里更舒服，谢谢社会各界。”

“心里老是不平静，老是觉得吃亏，就要犯错，就很危险。”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体面，温和平静、坚韧持守。

父子俩互相搀扶，“相依为命”，关系越来越亲密。杭州放映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小宇说“爸爸，有空我们一起去看”，金性勇说“我陪你看，虽然我不一定看得懂”。

金性勇近来的开心事是，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答应让他和儿子一起入住。“我们不分开”，金性勇哽咽，“我要抓紧时间陪儿子”。

小宇希望在父亲88岁前完成他的第二本本雅明著作《拱廊计划》的翻译，之后暂停工作，开始学习西班牙语。

“我不是天才，我需要努力。”金晓宇说。

我问金性勇：“爱是什么？”他说：“爱是最宝贵的东西。”

电影《美丽心灵》中，约翰·纳什在诺贝尔奖答谢辞中说：“在爱的支持下，我能够找到生活的逻辑和生命的理由。”

这“爱的支持”里，有温柔、关照和尊重，让“金晓宇”们守护住自己的“美丽心灵”。(记者郑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