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老老实实爬格子 而不是跳格子

秦文君的长篇小说《小青春》《宝塔》、图画书《我是花木兰》。

秦文君认为：“能用纯美、自在、高尚、浪漫的儿童文学，带领孩子高高地飞，作家自己首先要成为一本厚实、高贵、传奇的大书。”

作为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重要奖项，11月16日，2017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陈伯吹先生的家乡上海宝山揭晓，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获得年度作家奖。本报特约请她为我们谈一谈她的创作感想。

■秦文君

获2017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作家奖，是我的荣幸，这是一个庄重的奖，鼓励写作者在儿童文学艺术创造领域跋山涉水。

从我第一次获儿童文学园丁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的前身)到今天，已三十多年了。当年我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和陈伯吹先生同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我家住在重庆南路南昌路，陈伯吹先生住在瑞金路南昌路。夏天的时候，有好多次，陈伯吹先生饭后散步，走着走着，会弯到我家来，站在大院子里交代一些具体的事，如嘱我把他给作者的回信带到出版社去。有时没有实际的事，只路过这里，和我这个“小孩”谈创作，如数家珍地谈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随后，他继续着不紧不慢的步履，沿着蜿蜒的南昌路回家。他的教诲令我永久难忘，感谢陈伯吹先生对我的精神引领。

从文学简历上看，我创作七十本书，对儿童文学有了一点贡献，其实是儿童文学成就了我。它给我另一双眼睛，让我通过死亡看到生命，从怜悯里看到美和诗意，在人性里看到没有泯灭的神性，在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失去亲人无法自拔的时候，我都在书房里写作，文学抚慰了我。

从1982年起，我发表儿童文学，那时把写作叫“爬格子”，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前辈作家，都是一格一格地爬格子。我敬仰的那些前辈作家，爬了一辈子格子，所拥有的是笔、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一屋子书，但从没有松懈过，没有失去爱和勇气。作家们看似单干，但各自的艺术追求，汇拢起来就是一个文学百花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各种门类，小说、童话、诗歌，都有作家在默默耕耘，一写就是一生。他们的创作心态是平和的，对文学怀有纯粹的爱和责任。

发展到今天，因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大火，市场也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社会风气功利化。作家自身的坚守很重要。有的作家心灵中有碧绿的叶子，呵护美好的姿态，维护着独有的价值，在多元文化时代的选择中，保持高雅的追求，沉下心，保持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宁静。

但也有一些作家丧失了对文学的敬畏，不是爬格子了，是跳格子了。或许因为文学功力不足，或许图快、图省力，创作浮躁，有时讲一个并不高明的闹腾的故事，还用很多简单对话，一下跳过去，文学情境描写潦草，风景描写、人物内心描摹并不注重。于是，市场上出现很多同质化严重的儿童书，大同小异，缺少独特的文学个性，一推就是一大套。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魅力太重要了，好作家并不一定追求语言的华丽，但保持语言的光泽是重要的。到了电脑时代，都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但真正的作家，调动写作语言，应该会像绣花一样，一针一线都是美，千锤百炼，很多时候会忍不住显摆一下，有话偏偏不这么说，而是那么说，设置一些巧妙的语言机关，自我陶醉，津津有味。

成就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是一场马拉松。一个作家的造化，取决于作家对艺术的态度，取决于心灵家园是否丰富，艺术的造诣能否上去。文学的创造能力，叙事能力，对人的描摹，情景描写，价值判断，美感，语言魅力能体现作品的高下，判断出作品的深浅，是否具有艺术本色。

2017的年度作家奖，在颁奖词里，我看到了获奖的主要理由：2016—2017年度，我出版长篇小说《小青春》《宝塔》，中篇小说《王子的密使》，图画书《我是花木兰》。

回顾这几部作品的写作，百感交集。2016年深秋到冬末，为了修改《宝塔》，我把自己关在郊外的阅读之家，穿一条厚重的老棉裤，手机关闭，和日常生活隔绝开，抵御温暖而惬意的惯性、各种诱惑，捍卫写作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沉湎于创作，文学才能焕发的时候，艺术思维会变得像夜晚的星空那样神秘诱人。

《宝塔》写了男孩嘉庆十三岁生日的这一天，神秘男子突然闯入。从此，家族曲折而隐秘的过往彻底改变了几个男孩的生活。这些笔下的人，嘉庆和表弟嘉麟，离奇冒出来的虎子“兄弟”，妈妈和姨妈这一对相惜的姐妹花，“凤凰男”的嘉庆爸，老上海姑父，从命运的伤痛中超然而出的老绅士外公，一大家人的坎坷和秘密，爱、伤痕、亲情，在我心里酝酿不知多少遍了，写作的时候才一气呵成。

《宝塔》的故事时态在当下。现实题材的长篇创作需要有主心骨，儿童文学不仅要写真善美，要写爱和勇气，还要写出生活的丰富性、人性的多元，浩瀚，只不过羽化了的。儿童文学不能剥离世界的玄妙，越是日常的、现实的题材，越不能含糊。写当下，往往更要有足够的能量，面对这个时代的风貌和风情、同步的语境等具有挑战的难题。直面当下生活，最能考量作家的想象力、审美功力、艺术活力。

至于《小青春》这部长篇，动用了我的生命记忆，写上世纪六十年代，十四岁的上海少年李伟义与好朋友老巴、王建生所经历的一段青葱岁月。李伟义钟情于同班的小阿妹张靓，经常借故溜到红霞烟纸店，去喂张靓的宠物猫“海军男”。为找到老巴遗失的秘密日记，三个人费尽周折却一无所获。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各种意外接踵而来：王建生因食堂救火成了英雄;张靓的小婶婶倪阿姨无辜被定为纵火犯;秘密日记被凶暴的朱刹胚抄走;“海军男”抓伤朱刹胚后消失不见……为抚慰小阿妹受伤的心，伟义连夜寻回了“海军男”。此时的他虽初尝爱情的甜蜜，可落入虎口的秘密日记依然让他和老巴如鲠在喉。这时，他被人算计而在改选班长投票中意外落败。愤懑之下，伟义暴打孙鸿吉，并称病躲在家里。困窘中，杨老师的家访让他鼓足勇气回到学校，并在妈妈的帮助下，重新面对现实……故事的最后，老巴的秘密日记终于失而复得，老巴一家转危为安。可是，王建生蓄意安排的纵火案真相大白，他头顶救火英雄的光环消失殆尽，小阿妹张靓也因误解伟义远他而去。一路走来，伟义收获了友情，却失落了青涩、朦胧的爱情。可是，他自始至终一往无前，无怨无悔。

对于小说的把握，我觉得借用著名评论家李学斌的话语会更好：《小青春》写上海故事，不仅仅因为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十四五岁少男、少女的青春记忆、青涩爱情，还因为与那迷乱时代“非常态”的社会生态、“异质化”的人际关系相比，这些半大孩子在社会风潮面前显得如此渺小而无助。可就是他们，却以单薄的肩膀，孱弱的力量，本能而又执著的信念，坚守着生活中的道义和情感，追索着生命中的正义和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青春唯其小，唯其率性、坦诚，才一往无前，无怨无悔;唯其小，唯其热忱、勇毅，才无私无畏，弥足珍贵。

写作图画书《我是花木兰》的动力，来自对这个人物由衷的爱。只是，真要落笔写被很多人诠释过的，存留心灵深处多少年的人，是一个挑战。

写作短短的数千字，我花了很长时间，我曾找了一百个小孩子，请他们说说心目中的花木兰。我还去荒漠、古战场、山川，寻找花木兰参军上战场的豪气、荣誉和气节。也在那无限空旷的地方，看飞鸟的影子、浮动的云彩、古战场边的小花小草。女孩成长的无限可能性、丰富性，如霹雳一般在我脑海里闪亮，一个少女的美丽特质和天性，不因为战争而湮灭。我仿佛触摸到花木兰令人心颤的气息，对女性性别的深爱和自豪，也让我确定了《我是花木兰》的写作主旨：有美的视角、心的痕迹、亮的方向。

我的写作在持续，我觉得作家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可是世界走得太快了，是的，整个世界都在紧赶快跑，突突地过去，生活也在改观，虽然有些传统在消失，但文学是有使命的,要知道时代的好，也要知道时代的缺陷。文学要焕发静和美，是反思，是定力。一个作家要有安详而宽容的心，像陈伯吹老先生那样拥有风范。

陈伯吹先生提出，要为小孩子写大作品。儿童文学要对人类美好天性捍卫，对儿童内心不懈探索。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会刻上时代特征，会有漂浮的模糊，懵懂的感觉，但他们绝不简单，他们的心灵是柔软的。好的童书有向善的美德做支撑，能让他们不仅证实自己、接受自己，还认可社会、热爱人生。

对于儿童文学，美，是没有极限的。儿童文学的理想和其他的艺术门类是一样的：运用多种艺术创新，以美作为契入口，提升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魅力。一本小小的可爱的文学书，文字始终充满灵性，不仅仅是有趣，而且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激发孩子的爱美之心，也包含一些美好的人性。

儿童文学的表达可以是浅显的，但文学内核不能缺失，要做到理性在闪光，感情充满张力，才能深入人心、永远动人，而不至于昙花一现。文学中的核心是语言、人文内涵和想象力，文学想象是很美好的东西，有了它常常能飞翔起来。儿童文学要有宽泛的视野和目光，作品的艺术表现不能单一。好作品仿佛天空，有自由的大空间，有蓝天白云，也有月影星光，有狂风和阴霾，也有风雨过后的彩虹，四季轮转，就像人生，色彩永远微妙，有更多的变幻和不可预料才符合艺术的特性。

我不敢说文学能改变社会、改变人心，但文学会影响社会、影响人心，能用纯美、自在、高尚、浪漫的儿童文学，带领孩子高高地飞，作家自己首先要成为一本厚实、高贵、传奇的大书。值得庆幸的是，如今的时代，好作家和好作品不会被淹没。但立志写作精品，还得老老实实爬格子，而不是跳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