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一数学教授带课脑瘫旁听生7年多 助其“读博”

兰州大学教授徐守军助脑瘫旁听生谢炎廷读到“博士”。图为徐守军(左)与谢炎廷(右)在研究课程。资料图片/受访者提供

兰州大学有这样一个神奇组合：一位是拥有16年从教经验的教授，一位是因先天身体条件无法动手写字，却凭惊人毅力与对数学热爱走上“博士”之路的旁听生。

3月31日，新京报记者从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证实，这位教授名叫徐守军，41岁，任教于兰大数学与统计学院;而这位特殊的学生，是患有脑瘫的谢炎廷，27岁。

2011年9月，农村出身的谢炎廷作为旁听生，坐进了兰大数学学院的课堂。由于自小患有脑瘫，他的面部、双手、双脚严重畸形，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写字和走路。

也基于此，站在讲台上的徐守军，注意到了这位从不记笔记，还“摇头晃脑”的学生。随着交流增加，“本科”毕业前，谢炎廷流露出想从师徐守军，继续做数学方面研究的意愿。对此，徐守军没有拒绝，“没有理由把一个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挡在门外”。

就这样，谢炎廷在2018年9月顺利“硕士”毕业后，继续走上了“博士”之路。因为没有参加高考，也非正式学生，都是“靠兴趣一路走来”。

谢炎廷的同学潘卓正读博士二年级，3月31日，他告诉新京报记者，谢炎廷走这条路特别艰辛，“困难都没法想象”，有时下雨天，上完课，他会和徐守军一起把谢炎廷送回家。谢炎廷的母亲十分感激徐守军，她常告诫谢炎廷，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徐守军表示，自己只做了件平凡的小事，“我是老师，我的职责就是带学生”。

同出身农村 他就像我孩子一样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谢炎廷时的情形吗?

徐守军：是在2011年9月，大一新生军训二十天后，上的第一节课，大概是星期二吧。我当时在讲台上就注意到了他，感觉他比较“特殊”，他看人时，都是“斜着”看的，你不仔细观察，会以为他在“逗你玩”。

后来我了解到，谢炎廷是个旁听生，没参加过高考，他的手无法写字，只能画，做些选择填空之类的题。

新京报：他上课时跟其他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徐守军：其他学生可以做笔记，他只能专心致志地听、看，全靠脑子。

刚开始上课时，基本上由他的妈妈、大姨接送。有时家长没来的话，很多老师或同学在下课后就把他送到电梯口。他在教学楼旁租了房子，不是太远。快吃饭时，如果他家里人还没来，同学就会送他回家。

新京报：课后，他会主动与你交流课程内容吗?

徐守军：刚接触时，还可以，比别人稍多点儿，我也会耐心解答，毕竟这孩子需要更多关爱。

课程、学术的交流真正多起来，是2014年后半年，大三下学期和大四上学期，也就是本科生转研究生过渡阶段。那时已进入到数学专业课的学习阶段，思维就要开放一点儿，对那些更适合或有想法做研究的学生，我就会跟他们深度交流。谢炎廷就属于这种。

新京报：后来你一直帮助谢炎廷，直到他“读到博士”?

徐守军：与我个人性格有关。我也是农村人，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能体会到自己在需要帮助时别人伸手援助的感动。小时在农村收麦子水稻，天气若不好，全村都赶来帮忙，所以我父亲有时也会叫上我，看到谁家需要，就去帮忙。

谢炎廷比普通学生需要更多的关爱，他属于社会的一分子。能为社会提供帮助、服务，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我为啥不做?

讲句实话，后来因为接触多了，有感情了，他就像我孩子一样。先好好培养他，我对自己孩子是怎么做的，就对他怎么做。

没学位证 靠兴趣和毅力一路走来

新京报：谢炎廷是何时开始跟着你“读硕”“读博”的?

徐守军：2015年9月和2018年9月。“读硕”“读博”都是加引号的，他旁听课程，以兰州社会青年身份上课，既然他对数学有兴趣，我就说“来吧，我把你当成正式学生，给你与其他学生同等的爱，甚至更多”。

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学位证，一路都靠着兴趣走下去。他妈妈说，没跟我读研究生课程时，他像小孩子一样，要妈妈陪说话、陪着玩;后来教了他很多东西后，自己就钻进去了，会看一些文献。这点我还是很欣慰的。

新京报：以前你有过其他类似旁听生吗?

徐守军：没有，这是第一个。

新京报：平时和谢炎廷是如何交流的?沟通默契吗?

徐守军：一开始和谢炎廷交流，确实挺困难的，有时就和听外语一样，听不懂就再重复一遍。后来我把耐心锻炼出来了，让他慢慢说，他全部说完，我就记下来，总之不打断他，看着他，给他信心。其实越盯着他看，并且适时肯定、回应，他越高兴，这样他会更愿意打开自己，和你表达想法。后来沟通多了，默契也出来了。

新京报：有带谢炎廷一起做课题或发表些学术论文吗?

徐守军：我们团队基本是做科研、发表文章。有时学者来访问，也会带他一起交流。总之，团队一起进步、一起在科研学习里面“嗨”。

让我满意的是，我的其他学生，绝不会歧视或看不起谢炎廷，上下车、上下楼梯、提东西等，都会帮助他。

新京报：你和谢炎廷之间，印象最深的是哪件事?

徐守军：有次春游，组织去爬山，我就把他也叫上。他非常开心，以前自己都是孤零零的，只有妈妈、爷爷陪着他。

新京报：他和其他研究生或博士生相比，有什么闪光点?

徐守军：首先就是毅力，部分学生会因为小事请假，但谢炎廷很少很少，基本上全勤。本科阶段请假也非常少，除了生病。其次，他上课注意力很集中。谢炎廷在研究生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有时我带他出去开会，他也非常主动，很有自信，和那些学术“大牛”在一起，该谈的谈，该问的问，该听的听，不怯场。

以后有类似旁听生 依然会接纳

新京报：教导谢炎廷这些年，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挫折，让你想要放弃他?

徐守军：没有。我们搞科研的人，就是一天天往前推进，这周推不动，回去再想想，讨论讨论能不能找另一条路，这条路行不通就走另一条路。困难，有啥困难?我也不知道有啥困难，乐观去面对，没有过不去的坎。

新京报：你觉得帮助谢炎廷求学的意义在哪里?

徐守军：我是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的，我是搞“组合优化”(数学研究方向)的，啥事情我都要“最大值”。比如我现在在他身上“耽误”1分钟，他未来能够为社会资源(其母劳动力时间)节省10分钟，总资源还是多出9分钟的。

如果他不在我“门下”，那么他可能在社会上无所事事，从他妈妈工作的时间角度来看，是多大的浪费。

新京报：目前，他的“博士学业”进展到什么阶段?他未来有何规划?

徐守军：这个就不好说啦。有人读博，还要延期，如果想“毕业”，他必须达到博士毕业水平，除了文章，还有系统工作，并且出来能够自己独立做科研。

我带他成为博士，以后就靠他自己了。他会提问题、写问题，会自己投稿，这就好了。我曾跟他妈妈沟通过，她的想法是“走一步看一步”。

新京报：他的家人是怎么评价你的?

徐守军：我就和谢炎廷妈妈接触过，她很感激。但我觉得自己也没做啥。给10个人讲课跟给11个人讲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只不过多把凳子。当然，单独讨论论文时，就会为他额外付出一点儿时间。

新京报：你和谢炎廷的故事，经报道后被很多人称赞。怎么看大家对你的评价?

徐守军：我确实没想到人们会给予我这么高的评价，自己仅仅做了件平凡的事。报道出来以后，朋友问我，“徐老师你咋都没说过啊”，我觉得这有啥好说的呀。还有朋友说我是无私为社会做贡献，但谢炎廷跟着我做科研，也没花费我太多时间。

新京报：未来如果有类似学生想要来旁听，你还会接纳吗?

徐守军：我肯定会接纳。其实不只是这件事，别人需要我伸手时，我肯定会伸手。在校园里，有人提着重物，我都会搭把手。当我自己扛很沉的东西时，也有人会搭把手。这都是令人感动的事。(记者 李一凡 实习生 曹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