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热闻】北大青年考古队：在田野上探源中华文明

“既然选择了考古，那就要一条道走到底，而且要走得精彩纷呈。”有“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之称的三星堆遗址是年轻人心中的“网红”，一起“出圈”的还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

长期以来，考古都被看作冷门专业和艰苦岗位，但在冉宏林看来，“俯首于田间地头是自己无悔的选择，新一代考古人正在用青春的力量发掘着中华文明瑰宝”。回想起在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迸发出的“创新火花”，冉宏林觉得和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有着莫大关系。

(相关资料图)

在三星堆祭祀遗址区的新一轮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北京大学的考古队负责8号坑的发掘工作。俯身于悬空操作台，定位坐标、拍摄、记录……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何晓歌是唯一全程参与北京大学在8号坑田野工作的学生。她说，“在田野里探寻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实物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其中最主要的研究途径就是通过田野考古的发掘调查获得文物资料、文化遗存，这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

早在1957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就在河北邯郸独立开展了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形成了包括两个半月的田野发掘、半个月的调查、一个月的室内整理和编写实习报告等工作流程的“北大模式”，如今已成国内高校考古学科广泛采用的田野考古教学模式。

60多年来，北大田野考古教学去了河南洛阳王湾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宁夏盐池张家场遗址、山东长岛北庄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山东临淄桐林遗址……

从翻山越岭到运用无人机、遥感测绘等技术手段，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眼中，考古工作方式虽日新月异，但北大考古人对田野的热爱依旧炽热，“一代代北大考古人行走在田野上，新生代的90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北大精神”。

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并不会每天遇到很多“宝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

谈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很多人会被“可可爱爱”的三星堆青铜器吸引，会对纪录片中神秘的考古遗址好奇，也会被博物馆展览里摆放的精美展品所震撼，但真实的考古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今年9月，一批北大考古师生来到山东临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吴安琨就是其中的一员。“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未知，找到新事物，可以带来很强烈的获得感”，第一次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他还有些新鲜和兴奋，迫不及待地想去自己“守护”的探方进行挖掘工作。

在发掘期间，这支田野考古实践队主要工作是，在各自负责的探方里不断进行刮面，寻找判断一级单位，再对器物进行清理、画图记录，最后通过探方日记的形式把发掘过程记录下来。

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很快吴安琨便遇到了最具挑战性的事。“进行刮面时，经常遇到土质土色难以辨别的情况，无论刮面多少次，都无法清晰找到不同单位之间的界限，那个时候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何晓歌也遇到过相似的困惑。曾经，为了寻找一段古城墙，她跟随钻探队在野外勘探了半个多月，每天起早贪黑，却一无所获。“考古是一项漫长的工作，也许在别人眼中我们寻找的是废土，但推进科学研究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我们前进”。每一次自我怀疑，换来的是考古队把探勘范围拉得更大，直到顺着线索找到古城墙。

对吴安琨来说，他只有一遍一遍地刮面，一遍一遍地找界限，“这是一个静下心来去寻找考古工作意义的过程”。

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并不会每天遇到很多“宝贝”，破碎的陶片才是常客。一片陶片、一片瓦片，每一片都需要清洗拼对，也许可以拼凑成功，也许孤立零散……

“在田野里，我们看到地层，亲手摸到器物，去刮面、画线，历史就在我们手中一点一点呈现。”20岁的何心玥是前往山东临淄的考古队员之一，对她来说，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考古挖掘看似是一件枯燥单调的活儿，却让她非常享受历史在自己手中划过的感觉。

曾经，冉宏林也担心过年轻人对精细化发掘的作业方式有想法，希望赶紧亲手发掘出能进博物馆珍品区的“大宝贝”。后来，看到师弟师妹们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还常常对发掘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讨论和钻研，冉宏林仿佛看到了当初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自己，“考古工作的价值在于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保持踏实平和是北大的传统，也是中国考古的力量”。

“青年考古人要耐得住性子，还原全面、真实、鲜活的中华文明。”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看来，考古挖掘工作是一项不可逆的科学研究过程，只有考古工作者最大限度地提取保留属于这个遗址的各类历史信息，才能够将历史文化价值阐释清楚，“这个过程更容易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也许每个人做的只是考古历程中的一小步，但日复一日的力量汇聚起来，就能推动学科发展一大步”。

“只有真正喜欢，才会去选择并坚持下去”

“培养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育人目标。在考古人用双手触碰历史的实践中，保护文物的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也被唤醒。

有人说考古太枯燥，有人说考古太辛苦，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田野考古可以进行实地考察、下地挖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对何心玥来说，田野考古像是一项寻找解开历史密码的探索历程，“我们是一群既朴实又浪漫的人”。

古今交融，把人生融入历史长河，同样对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生薛雅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薛雅丽的家乡是丝绸之路重镇宁夏固原，从小就喜欢逛博物馆的她，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感兴趣，“纵观历史脉络，每个人都是沧海一粟，但通过考古和历史我们就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走向何方”。

前段时间，在临淄桐林遗址实践的考古队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北大考古学1961级校友王明达。早在1965年，还在参加毕业实习的王明达与自己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发现了这片遗址。几十年过去，00后新生代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倾听着老前辈诉说往事。

“学生们翻开泛黄的考古笔记，一页又一页的字迹里记录下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信念和传承。”秦岭说。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于考古工作的印象是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但在北大田野考古队师生们看来，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经之路。

“在田野里探源中华文明的日子，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取出文物是一项精细的工作，往往需要考古人员长时间趴在架子上工作，何晓歌就因为长期维持跪趴状态损伤了膝盖，导致一条腿完全无法弯曲。为了继续坚持在考古一线，她还自创了一套“圆规式起立”的姿势，以一条腿为圆心，另一条不能弯曲的腿旋转带动身体站立起来……

不过，这在何晓歌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对于考古人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我的老师连膝盖软骨都磨伤了还在坚持考古”。

何晓歌记得曾有人说，田野考古就像一个分水岭，青年学生只有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田野实习，才能找到是否坚定选择考古这条路的答案。幸运的是，何晓歌在田野考古实习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核”，“只有真正喜欢考古，才可以成为最终坚持下去的人”。

“这些年轻人坐起冷板凳来相当可以”是冉宏林对新生代考古工作者的评价。在他看来，北大考古人传承下来的不仅是方法和理念，更有踏实平和的心态，以及探求文明奥秘的执着精神。

“每一个考古人的最终目标是把科学研究做好”。如今，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比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秦岭看来，相较于考古所带来的历史意义，一切客观条件的艰苦都微不足道，“考古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推陈出新。只有真正热爱，不断思考和创新，才能去发展这门学科，去阐释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田野感受中国，责任感成为永恒的课程”

“田野考古是一个集体项目，除了基本的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学习如何完成集体性工作。”张海是前往临淄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带队教师，他发现，在校园生活里，以班级为整体的活动并不多，导致一些学生对班级和集体的概念模糊，“在田野考古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重新凝聚成了一个真实有效的集体”。

组建工地管理组、库房组、后勤组、伙食组、物资组……在考古工地现场，学生们加入不同的“战线”，共同维护起了整个团队的运转。

在考古工地，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负责挖土的工人，他们往往是在农闲时节加入考古队做些零活儿的当地村民。对于青年考古队员来说，学会与自己探方里的挖土工人打交道是一门“大学问”。

“挖土工人很容易被忽视，但正是他们和考古队员共同配合才能汇聚起考古力量，揭开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在秦岭看来，田野考古更重要的意义是，给学生提供了一次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考古工地就像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会如何与基层群众接触”。

工作间歇，学生会去老乡家中做客、帮助当地老人网购、体验农村生活的变化、了解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慢慢地，实践队与村民之间产生了一种天然链接。

“以青年的视角，向公众传达正确、全面的考古知识”，在北京大学的田野考古实习中，学生们还承担着一项公众考古任务，考古队员会前往当地小学讲解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组织在当地社区的考古艺术创作活动、由考古队学生负责每个月的工地参观活动……

这段时间，吴安琨就承担起了带领小学生参观考古工地的任务。什么是探方、什么是灰坑……吴安琨把自己一点一滴的考古生活分享给当地儿童，“让考古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同样是考古专业学生的另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