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实时：实证西域为中国固有领土之⑤丨古称高昌的吐鲁番，为什么被赞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

吐鲁番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有举世闻名的葡萄园风光，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吐鲁番也是一座神秘古老的城市，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古代称为高昌，金庸小说《飞狐外传》中的“高昌迷宫”就是得名于此。吐鲁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遗址众多，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评价吐鲁番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素先生近日接受中国民族报“道中华”专访，对汉唐时期吐鲁番与内地密切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精彩解读。

(资料图)

记者：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辉煌阶段，而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请您介绍一下汉唐时期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概况。

王素：吐鲁番原属姑师，姑师分裂以后属车师前国。张骞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那属于民间性质，道路不够安全，张骞通西域的意义在于把民间通道变成官道。此后汉军开始在吐鲁番屯田，西汉称这里为“高昌壁”，东汉改名为“高昌垒”，开始有高昌这个名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高昌”得名于敦煌的“高昌里”。汉代郡县制与乡里制度已经在敦煌推行，敦煌汉简里面有“高昌里”的记载。汉代前往吐鲁番屯戍的士兵，主要是从河西地区去的，从敦煌去的最多，因为距离近。魏与西晋时期称这里为“高昌”，十六国北朝时期发展成为“高昌郡”和“高昌国”，唐灭高昌，在这里设置西州。从史书的记载来看，高昌文化与中原文化基本是一样的。《梁书》记载说，高昌人的言语和中原大致相同，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在高昌都有。高昌与北朝的政治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经常派遣使者。高昌麴氏王国（499—640年）建立后，更是朝贡不绝，有一次向北魏派遣使者，求借经史典籍，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为博士。北魏皇帝在诏书说高昌民众是汉魏遗民，其实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不少汉人迁移到这里。高昌阴氏和高昌令狐氏都是源出中原，高昌麴氏是从金城郡迁移过去的。

《周书》记载说，高昌仿照中原太学建立教育制度，它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中原小异而大同。《隋书》记载说，高昌王坐室的画像是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唐朝灭高昌后，很快就在这里推行了府兵制度、乡里制度、租庸调制度等一系列中原制度，比在于阗、龟兹施行这些制度要早很多，就是因为高昌有施行这些制度的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历史基础。由于吐鲁番是丝绸之路重镇，多元文化在此汇合，但是整个汉唐期间，吐鲁番地区主流文化还是中原文化。

记者：王国维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强调出土文献与传世记载互相印证。吐鲁番出土了哪些文献？是否印证了史籍记载？

王素：我们知道，敦煌藏经洞是1900年发现的。吐鲁番文献的发现比敦煌文献要早得多。著名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在高昌故城出土是1882年，比敦煌莫高窟的发现要早十八年。

俄国探险家克莱门兹第一次来吐鲁番考察和盗掘是在1898年，获得不少文物。克莱门兹的这次活动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俄国、德国、日本、英国的考察队和探险队纷沓而至，先后多次到吐鲁番考察和盗掘，获得大量古代文书、佛教壁画、石刻等。这些国家盗掘的吐鲁番文书，目前除了德藏文书没有公布，其他文书都陆续整理出版了。

中国的吐鲁番考古始于黄文弼先生。他在1928年和1930年两次到吐鲁番，发掘了124方墓砖，收购了不少文书，整理出版了《高昌砖集》和《吐鲁番考古记》。1949年后，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考古，始于1956年对交河故城、寺院及雅尔湖古墓的发掘。但最重要的是1959年至1975年，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及乌尔塘、交河故城等古代墓葬和遗址进行的十三次大规模清理和发掘，一共清理了400多座墓葬，出土了一万多片文书。当时唐长孺先生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主持点校北朝四史。1974年，北朝四史整理完了，他在《文物》上看到关于吐鲁番文书的发掘简报，他想去新疆看看，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陪同他前往。唐先生看到文书之后，觉得这些文书的价值非常大，决定把它们整理出来。王冶秋请示中央后，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整理组，由唐长孺先生任组长。唐先生用点校“北朝四史”的标准、也是文献整理的最高规范来整理吐鲁番文书。1981年至1996年整理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10册，图文本4册。

因为吐鲁番文书的发现，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就并称了，吐鲁番文书引起广泛关注，吐鲁番学成为国际显学。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文书中，发现了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诸如《尚书》《礼记》《毛诗》《论语》《孝经》《史记》《汉书》《晋阳秋》《文选》等等，我们的考古发现恰恰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准确。

记者：为了便于理解吐鲁番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您能否利用出土文献给我们介绍一些具体的个案事例？

王素：学界其实很早就注意到吐鲁番出土文献反映的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流互动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跑到日本避难，看到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掘获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失传的《论语注》残片，就兴奋不已，因为这个书早就失传了。罗振玉写了《〈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一文。郑玄的《论语注》就是从中原传到吐鲁番的。

启功先生有《论书绝句百首》，其中第六首咏高昌墓砖，大约写于1932年。他看到黄文弼整理出版的《高昌砖集》，大为惊喜，其中两句是“翰墨有缘吾自幸，居然妙迹见高昌。”他在注文中指出，高昌砖书法的结体、点画，无不与北碑相通，而且多属墨迹，没有刊凿之失。书法刻碑存在变形，不如直接书写保持原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魏碑代表《龙门二十品》都是石刻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书法，所以启功先生看到高昌砖书法后惊叹不已。西晋是禁止刻碑的，六朝的碑刻非常少。所以他又说，六朝碑志的笔法，可在高昌墓砖中探索。高昌墓砖的书法笔法，无疑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看到信众磕头礼拜，像我们祭祖一样，所以把佛寺叫祠，高昌佛寺也称作叫祠。后来中原地区佛教寺院称作“寺”，这种称谓又回传到高昌，高昌的佛祠也就改成佛寺了。佛教中国化之后，西域佛教也跟着中国化，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互动。

记者：吐鲁番与中原北方存在密切的文化互动，它是否与南方有文化交流呢？

王素：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现了“吴客”的记载，“吴客”是指由江南迁往吐鲁番的民众，吐鲁番与江南地区也有文化往来。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吐鲁番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是南朝流行的本子，不是北朝传过去的。高昌向南朝萧梁派遣过一次使者，对高昌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昌有“儒林参军”职官，就是从梁朝引进的，因为“儒林参军”这个职官只有南朝有，北朝没有这个官职。

最有意思的是高昌王麴伯雅作诗的故事。在北宋大词人晏殊的《类要》中有一首高昌王麴伯雅的诗《圣明来献乐歌》：“千冬逢暄春，万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欢欣百忧毕。”这首诗是写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元宵灯会（大业六年），高昌王麴伯雅来朝写诗赞美，其实是首拍马屁的诗。《隋书》详细记载了此次元宵灯会盛况，我们今天的元宵灯会就是源于此，这是最早的记载。

从文学意义上说，麴伯雅的这首诗，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全诗基本上都是照抄南朝鲍照的《中兴歌》，只改动了几个字。鲍照原诗是：“千冬逢一春，万夜视朝日。生平值中兴，欢起百忧毕”。但从政治意义上说，这首诗的价值却不容低估。鲍照的《中兴歌》是歌颂宋孝武帝平定内乱，有中兴之功。麴伯雅的这首诗，将“中兴”改为“明君”，则是歌颂隋炀帝治国有道，有守成之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麴伯雅的这种歌颂，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至于炀帝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外国及周边少数民族商客未必知情。他们到东都丰都市贸易，眼见“珍货充积，人物华盛”，连吃饭也不要钱，产生盛世明君的感慨，不足为怪。麴伯雅为什么能够模仿南朝鲍照的诗呢？他不可能到了长安之后才看这首诗，然后模仿。他肯定早就学习过鲍照的诗，这说明南朝文学作品也早就传到了高昌地区。

受访者简介：

王素，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家委员会”委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执行负责人。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出土文献的整理。个人出版专著18部，代表作有《三省制略论》《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等；发表论文、书评等各类文章近400篇。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5年入选中组部联系专家库。